核心提示：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但少数精英人物，他们以其思想、行为和事功，成为该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反之又推动了该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选取从先秦到晚清的几个历史人物，以说明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但少数精英人物，他们以其思想、行为和事功，成为该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反之又推动了该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选取从先秦到晚清的几个历史人物，以说明湖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精神特质。
屈原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又自云名正则，字灵钧，楚国丹阳人。他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与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湖南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是湖南文化精神的源头。
屈原（资料图）
屈原与楚王室为同族，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zhengzhi，联齐抗秦。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的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顷襄王时再次流放江南，他在此期间游历了湖南的许多地方，在湖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最后自沉汨罗，把湖南作为其人生的归宿。
屈原的一生，有强烈的爱国zhuyi情怀。他任左徒时，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zhengzhi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势力的极力诋毁，但他并未因此屈服邪恶，而是与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流放期间，念念不忘国家的强大，他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愿随波逐流，“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屈原《渔父》），表现了高尚的节操和宁死不屈的精神。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屈原“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创作出来的“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楚文化具有浪漫zhuyi特色，屈原创作的《离骚》《招魂》《九章》《九歌》等，都表现了浪漫zhuyi的精神，“楚辞”也因此成为我国浪漫zhuyi文学的源头。
屈原流放时主要活动区域在湖南，他考察湖南的风土人情，描摹湖南的自然风光，“沅有芷兮澧有兰”（《离骚》），对湖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的爱国激情，他的浪漫情怀，感染与传递给湖南人，成为湖南人的重要精神。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贾谊也是一位寓居湖南并对湖南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屈原贾谊并列立传。
贾谊（资料图）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贾谊被贬到偏僻的湖南，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在长沙期间，他并没有消极沉沦，而是关心国家的安危。贾谊透过当时zhengzhi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响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很可惜，贾谊的政见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后人咏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后来贾谊郁郁而死，英年早逝。
贾谊流放长沙，虽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湖南之幸。他在湖南生活期间，表现出来的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积极谋治的经世精神，也成为湖南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湘人为纪念贾谊，从汉代以来建立贾太傅祠，后几经毁坏与修复，一直保存下来。明代重修的贾太傅祠在1938年的文夕大火中烧毁，今天在长沙坡子街的贾谊故居，乃是解放后重建。可见，贾谊在湘人心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自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勤奋好学。入仕后，曾任知县、知府、提点刑狱公事等职，以精明能干、公道正直，深得百姓的爱戴和信任。
周敦颐（资料图）
在周敦颐生活的年代，孔子等人开创的儒家学术受佛学、道学的冲击，其正统地位受到了有力挑战。周敦颐顺应时代潮流，以儒家经典为思想先导，并容纳道家和佛学思想，著《太极图说》《通书》等书，“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周敦颐把zhongguo传统的太极－阴阳－五行的宇宙理论与zhongguo传统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开创了理学学派。后来，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后生晚辈，在周敦颐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也称“道学”）。周敦颐被尊为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
周敦颐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乐于传授他人。他在南安（今赣州市南康区）做官时，有位叫程珦的官员让两个儿子拜他为师。周敦颐对这兄弟俩耐心指教，使他们学问日益精进。这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听说周敦颐的大名，特来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周敦颐晚年归隐庐山莲花峰下，创办濂溪书院，专门从事讲学活动。
周敦颐一生热爱莲花，一篇《爱莲说》托物言志，“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表明了他不贪名利、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
王夫之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出版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学者又称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颖悟过人，饱读诗书。成年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师友们一起探讨学问，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术基础。这时正是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清兵占据东北窥视中原。年轻的王夫之尽管此时还痴心科举考试，但心忧天下，希望报效国家，已成为他的主要的思想。
明亡后，王夫之在家乡衡阳举行武装起义，投身到抗清义军的洪流之中。起义失败，王夫之成了通缉犯，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王夫之首先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还在朝廷里担任了一个小职务。可是，他所见的永历政权，腐败无能，相互倾轧，根本就无力抗清，感到非常的失望。王夫之三次上书弹劾权奸王化澄。王化澄憎恨王夫之，想谋害他，幸亏义军将领的营救而得免。王夫之也再次走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不管逃到何处，王夫之都念念不忘抗清，也拒不剃发，以示不屈服于满人。直到后来，清朝廷见大局已定，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取消了对王夫之的通缉，他才回到家乡定居下来。
王夫之一生著述丰富，内容广博，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道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在哲学上，他总结并发展了zhongguo传统的唯物zhuyi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他还认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随着历史的变化需要进行社会变革。在知行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在zhengzhi思想上，王夫之一方面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反对绝对君权。他认为，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由于王夫之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写作，加上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少数民族主政的思想，致使其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湮没无闻。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开始逐渐为人所知。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书局刊印较为完备的《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尊崇。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谭嗣同曾说：“五百年来，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日本当代学者村濑裕也教授认为，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哲学及学术的最高峰”。
魏源
《魏源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今隆回）人。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日益走向衰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大清帝国迫切需要摈弃“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这对习惯“天朝中心”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而魏源就是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启蒙思想家。
魏源自幼聪慧，刻苦读书。成年后，先后在长沙岳麓书院和北京向理学家和经学家学习，不仅开阔了视野，也逐步丰富了经世思想。他开始关注国计民生，曾在自家厅堂柱子上题写楹联：“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表明了他的人生理想。魏源怀有远大的zhengzhi理想和抱负，“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魏源《偶然吟》）。但由于科场不顺，魏源在晚年才出任过知县、知州等地方官，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魏源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在于他的进步思想。
魏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最重要的著作，是《海国图志》。此书是我国近代首部较为完备的世界地理书籍，内容丰富，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zhengzhi、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海国图志》编撰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海国图志》出版后，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魏源在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直接推动了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
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完成的《圣武记》，也是魏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圣武记》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叙述清王朝兴起至道光年间的国内外战事，后一部分集中表达了作者有关军事问题的见解。在这部书中，魏源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民众，倡议改革内政，以抵御外国侵略。从zhengzhi体制的弊端着手，来分析战争失败的根源，足见魏源的过人见识。
再就是《皇朝经世文编》，魏源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在清末内忧外患之时，此书的出版推动了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魏源确实功不可没。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人。说到近代湖湘以及湖湘文化，曾国藩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人物，或者说，正是曾国藩让湖湘文化在近代以来染上浓墨重彩。20世纪zhongguo的两个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非常推崇曾国藩。蒋介石曾说：“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毛泽东早年也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就是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当然，曾国藩处于历史动荡变化时期，后人对其毁誉不一，著名学者章炳麟就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曾国藩出身在湖南的一个普通耕读之家，从小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他考中进士后，在朝廷任职，由于表现出色，曾经十年七迁，37岁就官至从二品，这在同僚中是非常罕见的。太平天国事起，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命令，要他在湖南帮办团练，以对付太平军，他从此走向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太平天国兴起之后，腐朽的清政府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为了挽救清朝覆亡的命运，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创办了一支民间武装力量——湘军，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太平军是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湘军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屡遭凶险，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以一种霸蛮的湖湘精神，屡败屡战，最后取得了对太平军的胜利。曾国藩维护满族统治，镇压农民运动，饱受后人诟病，但湘军的组建与壮大，对湖南来说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一是湘军以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成为湘人具有战斗力的文化符号，至今在某一行业有影响者仍以湘军称之；二是带动了湘人走出湖南，咸同时期有无数湘人因为军功而身居要职；三是湘军在战争中获得了财富，带动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曾国藩受湖湘学派的影响，是经世思想的践行者。他目睹西方列强对zhongguo的侵略，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希望zhongguo因此“自强”。曾国藩洋务活动的重点是在安庆设立机器制造局。他认为制造兵器要以培养zhongguo人自己的能力为主，zhongguo人要进一步了解制造的原理和技术，这就进一步地认识到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曾国藩主张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对zhongguo近代的zhengzhi、经济和军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也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他形成了一套治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以祖父的八字家训作为家教的内容，即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和睦）。这套理论不同zhongguo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生性颖悟，少负大志。曾作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表明了经济天下的愿望。左氏早年热心科举，中举后三次赴京会试，都无功而返，最后心灰意冷，放弃了参加进士考试，回乡做教书先生。
左宗棠虽然地位低微，但其展现出来的过人才华，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与左宗棠仅一面之缘，就认定左宗棠必将有一番作为，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与教书先生左宗棠约为儿女亲家。以禁烟著名的林则徐，得知左宗棠其人，途经长沙时约左宗棠面谈，非常认同左氏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太平天国事起，左宗棠在郭嵩焘等老朋友的劝说下，出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僚，深得两位的信任。特别是骆秉章，对左宗棠非常倚重，大小事务都由左宗棠料理。左宗棠以其过人的才智，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异军突起，短短几年，就从一介布衣，到出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左宗棠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他坚决地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同治年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权倾朝野的重臣李鸿章认为收复新疆劳民伤财，没有取胜的把握，不主张出兵。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认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60岁的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发，抱着必死的决心，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也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人生另外重要的一笔，就是推动洋务运动。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已经很注意了解“夷情”了。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开始把他早年的主张付诸实施，积极筹备自造轮船。后来在福州设立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zhongguo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他主张学习西方，迎头赶上，彻底改变海防面貌。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后，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qiang炮等新式武器；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左宗棠积极主张办理洋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zhuyi情操。
郭嵩焘
《郭嵩焘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署理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等职。他一生半官半隐，无意于功名富贵，但足智多谋，是晚清湘军集团的枢纽人物。
太平天国兴起之初，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接到朝廷帮办团练的命令，他一介书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拒绝了朝廷的要求。郭嵩焘得知消息，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他日夜兼程赶到曾家反复劝说，曾氏终于答应墨絰从戎。曾国藩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中兴名臣之首。因收复新疆名满天下的湘军将领左宗棠，也得益于郭嵩焘的扶持。在太平军事起时，以教书为生的左宗棠隐居深山，又是郭力劝左氏出山，左以幕府的身份辅佐湖南巡抚，充分展示了他的zhengzhi军事才能。后来，左宗棠惹上一场官司，面临杀头之祸。在朝廷任职的郭嵩焘从中周旋，委托一位大臣上奏，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名言，不仅保全了左的性命，而且让他得到实授官职，此后成为湘军的一位重要人物。
郭嵩焘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洋务思想，他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洋人以武力打开zhongguo的大门后，传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视洋人为未曾开化的蛮夷，一方面又畏洋如虎，存猜嫌之心。郭嵩焘从“循理”出发，提出“窃以为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以制其鸮张之气；求因应之宜，而力争先着，以杜其要挟之心”（郭嵩焘《复沈葆桢》），也就是说，要抛弃对洋人的“猜嫌之见”，以平等的心态与之交涉，掌握外交的主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失为最佳的处置方法，也是最有见地的认识。
郭嵩焘认为应该了解西方，学习他们的长处，与他们平等交往，才会达到自强的目的。很多关心洋务的人士认为，西人之所以强大，在于他的技术发达，所以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制造之长。郭嵩焘却认为，西方之所以发达，不仅仅是他的船坚炮利，而是他的zhengzhi制度有勃勃生机。他出任英国公使后，非常留意英国的zhengzhi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郭嵩焘的洋务主张，以及出使英国的行为，遭到了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视为奇耻大辱。在家乡湖南，参加乡试的秀才们在玉泉山集会，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上林寺，还商议要捣毁郭氏的住宅。有人甚至编了一副对联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京师的士大夫们纷纷痛骂郭嵩焘的“事鬼”行为，视其为汉奸卖国贼。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郭嵩焘不能和光同尘，只能艰难而孤独的负重前行。
郭嵩焘晚年以一首诗自况：“傲慢梳慵不失真，惟余老托态传神。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戏书小像》）这当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
*本文节选自《国学教程（第二册）》第九讲，中华书局出版。原标题：了解湖湘文化，读懂这几个人就够了
*来源：岳麓书社（微信号ylss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