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1039 -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弟弟。嘉佑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考中进士。苏辙殿试登进士甲科第五名，而苏轼名列进士乙科，名次远落后于苏辙。在兄弟二人以后的官宦生涯中，苏辙更是位至宰相，zhengzhi地位比苏轼显赫得多。
北宋王朝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广纳人才，大开言路 ，优待士大夫，与他们共治、共享天下，zhengzhi上一度出现了政通人和、太平清明的中兴景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使得苏轼、苏辙兄弟这样来自偏远地区的青年才俊能够脱颖而出，发挥聪明才智，锻炼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
（一）“干谒”宰相韩琦
当年，进士礼部会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副考官是著名诗人梅圣俞，他们正在锐意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苏辙兄弟清新洒脱的文风，深得他们的赞赏，故将他们同列进士高等。
苏辙及第后，给当时的宰相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干谒”意指对人有所求而请见，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文章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同时，苏辙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为文的经历，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对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阐述，这就是著名的苏辙“文气说”。苏辙写信虽为干谒，但行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态度不卑不亢，文辞恳切，引经据典，才华横溢。
十九岁的苏辙给贵为宰辅之尊的韩大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韩琦也被这位青年人的卓越文采折服，大为欣赏。“自古英雄出少年”，苏辙就是最好的典范。毕竟苏辙当时只有十九岁，但他的“文气说”主张却新颖独特，别开生面，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远见卓识，令人惊叹！
“三苏”父子以文章名于当世，是他们成功的基石。然而他们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官场人脉。父亲苏洵在名落孙山之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官场人脉的重要。真所谓“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科举考试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属枉然。李白早就感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芸芸众生中能够被人欣赏、提拔实在是太难得了。仅仅依靠等待，守株待兔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苏洵鼓励两个儿子积极进取，敢于主动去结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这也难怪苏辙小小年纪就敢斗胆给当朝枢密使大人韩琦写信干谒了。
（二）策论直言批评宋仁宗
嘉祐二年（1057）四月，苏轼、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洵父子不得不回到蜀地奔丧。这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他们回到京城汴梁已是嘉祐五年（1060）二月。经吏部“铨选”，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河南宜阳）主簿，苏辙授渑池县（河南渑池）主薄。未及赴任，仁宗皇帝下诏制举，苏轼、苏辙兄弟于是留京应考。
“制举”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是一种最高规格的考试，要求极为严格。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而且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的考核。嘉祐六年（1061）八月，经欧阳修、杨畋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举考试。据记载，当时参加制科考试的只有四人，为什么人数这么少？据苏轼的学生李廌《师友谈记》载：“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韩琦）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影响力之巨大。
而相国韩琦对青年苏辙尤为关心器重。据说开科之前，苏辙偏偏生了病。韩琦上奏皇帝：“今年招考的学子，惟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声望最高，而今苏辙病倒了，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有孚众望，是否延期举行？”皇上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一直等到苏辙痊愈之后，才开科，考试推迟了二十天。后来以此为例，秋闱遂定在了九月。
试前，苏轼、苏辙按照规定，分别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各自阐述了治国理政的纲领。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苏辙作《御试制科策》，这一次，他似乎是吃了豹子胆，文章矛头竟然直指年老尊贵的仁宗皇帝。也许真的是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天不怕地不怕，苏辙把父亲苏洵平时好为惊人之语的文章技巧充分发挥，从而闯下大祸，其激烈尖锐，令人咂舌！
苏辙在策论中指责仁宗怠于政事，甚至说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他说，仁宗在庆历新政时，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结果半途而废，未见实效。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治国当择吏，皇帝当择宰相，宰相当择职司，“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像这样指斥仁宗，顺带把为政的官员批评一通，真可谓咄咄逼人，不计后果。
苏辙此时毫无从政经历，他的这些批评完全是书生之见。更为犀利的是，苏辙直接批评仁宗的私生活，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他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昏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要求仁宗引以为戒，并说：“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他认为，仁宗所为与这些昏君相似：“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样大胆的言论实在让仁宗颜面扫地。仁宗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并非什么荒淫无道的君主，苏辙道听途说，未免夸大其词。
苏辙还指责仁宗朝“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官吏之俸”、“士卒之廪”、“夷狄之赂”以及“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都要由百姓承担，因此“凡今百姓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苏辙的批评虽然有些过火，但他直指当时国家冗官、冗兵、赋税沉重、对外屈膝等时弊，其忧国忧民、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坦坦荡荡，正气凛然。
（三）过激言行产生的严重后果
苏辙无所顾忌的批评立马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主考官司马光在苏辙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表现出的忠君报国之心，可喜可嘉，拟如其兄苏轼评为三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试卷答非所问，又引历代昏君来比拟盛世英主仁宗，应该不予录取。更多的大臣认为苏辙狂妄自大，一致主张罢黜。幸运的是，仁宗皇帝不愧为仁厚之君，豁达大度，一锤定音：“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他欣赏苏辙的文章胆识，对苏轼、苏辙兄弟赞赏有加，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苏辙最终得入第四等次。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相对中规中矩，文辞婉转，表现卓越，入三等次。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宋史·苏轼传》）。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苏轼美名更是如日中天。当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考试结果，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作为京官被派往基层锻炼培养。
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然而，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一直不肯撰写任命书。于是朝廷不得不改命沈遘起草制词。多年之后，有人分析，说王安石是因为苏洵曾经写作《辨奸论》讽刺他，言辞激烈，从而导致王安石迁怒苏辙。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王安石为苏轼撰写了制词，而且颇为赞许欣赏。总之，苏辙才入仕途，就栽了个跟斗。直到嘉祐七年（1062）秋，苏辙才得到朝廷任命。
事实证明，苏辙终究为自己过激的言行付出惨痛代价。《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当时饱受舆论煎熬，担惊受怕，事后还被迫辞官，而且导致这位青年才俊多年一直仕途不顺。他晚年深有感慨地说：“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遗老斋记》）
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气之下，他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而朝廷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劝慰苏辙，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苏辙和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为自己辩解，他在诗中说：“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虽然自己已经“学龟头缩”，“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他的内心仍然孤傲，坚持己见，不肯低头。辞官无非是“避谤”，懒得听那些冷嘲热讽、蜚短流长罢了。
（四）参与“王安石变法”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还朝判登闻鼓院，又试秘阁再入三等，得直史馆。于是，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担任小小的幕僚，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返回家乡，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返回京师。此时，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神宗皇帝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变法之初，诸法未备，神宗诏求直言。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不禁欢欣鼓舞，他奋笔疾书，一道《上皇帝书》，洋洋洒洒近万言。他在上书中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慷慨陈词，虽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不知这道奏折上去，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曾布、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参与草拟新法。每有新法出台颁布，王安石都组织他们商谈，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辙在《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对“青苗法”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记述。
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仔细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王安石说：你的话有道理，我当从长计议再实行。他知道苏辙的“愤青”脾气，特别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过了一个月时间，王安石都不再谈论青苗法。但后来王安石见青苗法在个别地方试行卓有成效，他就决定立刻颁布实施青苗法。
此时的苏辙因王安石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热血再次暴涨，他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将加罪于苏辙，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做二不休，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苏辙时年三十岁，仍然年轻气盛。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 苏辙并没从自己最初因直言而遭受挫折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一次又重蹈覆辙。其实，他身处变法大本营，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同事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贵为宰相。当然，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五） 锐意进取的青年蜕变为保守派
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感觉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显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飞钳捭阖”即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
这就完全曲解了苏辙的赤胆忠心。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就奋不顾身，为民请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秋末，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呆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就被迫离开，出任河南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河南淮阳），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
这是苏辙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转眼间就被时代抛弃，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甚至成为旧dang的中坚力量。这到底是苏辙个人的无奈选择，还是是“王安石变法”，乃至整个大宋王朝的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