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为什么要学国学?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我们要为它准备。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
原题:为何要学国学和学习的误区
词频:道家,黄帝,汉书,诸子,神农,伏羲,阴阳,误区,南面,史官,司徒,纪年,氏族,复兴为什么要学国学?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到2018年才会好起来。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的时代。
我们要为它准备。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华民族的统一思想，是13亿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口号。
我们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在未来的大蛋糕上切一块。
这是我们学习的缘由。
但我们在学习中，有很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人最适合的是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适合西方人，我们是学不来的。
历史上所有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
历史证明，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虔诚地拜他们为师，但结果永远是先生侵略学生，永远是先生欺负学生。
西方文化自顾不暇，更无从救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国文化的胜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这是文明冲突的需要。
第二个误区，民族复兴就是读经、穿汉服、恢复礼教、弹古筝箜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不是复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现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现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沉积。炎黄子孙片刻都不能离开。
第三个误区，三皇五帝是个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说。
说到华夏祖先，公认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 许多人认为三皇五帝是八个领袖人物，其实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讲的。
根据《庄子》、《纲鉴易知录》的说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为三皇。《太平广记·老子》则称天、地、人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为下三皇。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三皇就是有巢解决住、燧人解决吃、知生开始生产的三个历史时代。
五帝也不是五个人，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颛顼（zhüanxü，音砖须）（水）；喾（kù，音酷，嚳是其繁体）（木）、尧（火）、舜（土）、禹（金）、启。其中对中国文化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这是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有文字纪年的过程。
伏羲氏进行畜牧、神农氏确立农业。伏羲、神农，没有氏的时候是人，冠以氏则应视为一个长达一个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见从物质上讲，伏羲文化的特点仍是厨房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畜牧业基础上时代的厨房文化。伏羲画卦结字，表明我们的先民在有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就有了精神的生产。
《纲鉴易知录》说神农“传八世”。提拔黄帝的和被黄帝替代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农”。
黄帝之后，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说，不再是氏族，而是个人了。
到了唐尧，我们就有连续的甲子纪年的记录了。《纲鉴易知录》认为，“甲辰，唐帝尧元载”。我们用甲子纪年推算上去，这个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从天象记载推算，唐尧据今4500年。这个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错的。
第四个误区，诸子百家只能争鸣不能兼容。
《汉书》不是如是说。
《庄子·天下》虽有“百家之学”之说，但“百”并非实际数目，不过是形容家数之多而已。
诸子百家，到汉代才有明确定义。 《汉书·艺文志》认为，并非百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究其实，诸子十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指出道家纯系历史史实的记录，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里的“南面之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理学。而“君人”即可作动词翻译为“行政”，也可作名词翻译成“最高领导”。因此道家学说就是最高领导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有黄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孙子、田子、鹗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余诸家则是各管理部门的经验总结，不是个人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政府各部门的管理之道。《汉书·艺文志》认为，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出于礼官，根据名位不同，确立礼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持宗祀，选士上贤，处理民事，推行兼爱，不别亲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历、地理，术数、谶纬、象数、占验、卜筮，“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说》、《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百家》为代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记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鹗冠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总之，诸家都是国家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无非都是“南面之术”（即管理之术）的实际应用。由于道家出于史官，需要记载全国乃至各部门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说诸子不过是各部门“史官”对本部门的史实记载与归纳总结，因此诸子也可以说都由道家蜕化而来，实为道家之别派。
当然，从艺文而言，除了易、书、诗、乐、礼、春秋六艺，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还有诗赋、兵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数术、经方（中医）、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后者一般认为是术。《汉书·艺文志》认为，诗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兵家（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形气”；“蓍龟者，圣人之所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
对于诸子，司马迁独赞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直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