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刚刚读了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里面说到中国历史写作有三种体裁，一种是记事，比如《尚书》；一种是编年的，比如《春秋》；还有一种是写人的，比如《史记》。他说中国的历史以人为中心，跟西方历史学的以事情为中心不一样。在我看来，钱穆先生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关注人、写人乃至知人论事，这确实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传统。
鲁迅写文学史的时候，特别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学表现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读书人的心态。它作为一个中介，上可以把握整个思想文化潮流，下可以理解社会文化生活的状态。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就是这么写下来的，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还有一篇演讲，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另外一个例子是，鲁迅给老朋友许寿裳念中文系的儿子许世瑛开了一个阅读书目，十二部入门书里面，没有一本诗集、文集或小说、戏曲，带有很明显的鲁迅个人的趣味。他特别强调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开的书是《历代名人年谱》、《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以及《世说新语》等等，这些都是让你知人论事的。了解人，了解敏感的文人，了解文人的生活方式，进而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乃至文化创造，这正是现代人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读书时要找比你聪明的人跟他“打”
第二个问题，关于两种阅读策略。读书做学问有两种姿态，一种是居高临下，另一种是高山仰止。这两种阅读方式，会影响到你的思维和写作。前一种把古人想得太笨，写文章时气势如虹；后一种把古人想得特伟大，这样的阅读和写作倾向于体贴入微。
徐复观先生抗战胜利以后以少将军衔退休做学问，是新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1943年，在重庆，他还是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时，曾穿着军服去向熊十力请教。第一次去，熊十力给他开了个书单，让他回去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早就读过了。熊十力很不高兴，说回去再读。他又读了一遍，再找熊十力，说这本书这个不对那个不好。熊十力说，你怎么能这样，任何一本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专挑坏的，这样的话，你读百部千部都没有益处。读书要先看他的好处，再看他的坏处，才能有收获。徐复观说，这一个当头棒喝，对他来说简直不得了，让他起死回生，让他知道什么叫读书，此后懂得怎么虚心向学。
读书，假如是为了自己精神愉悦，那么尽可以选择你认为最优秀的古人，跟他交朋友，朝夕相处，对话聊天。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尚友古人”———往上追溯，跟古人打交道，做朋友。读书做学问，确实有人专门找比自己笨的打，那是很带劲的，但没有多大意义。找比你聪明的人，跟他打，以后你会自然而然地向他靠拢，在精神上、趣味上会有所提升。
■代代相传的教授故事，是大学精神传承之关键
第三个问题，老一辈学者为人处世，往往特立独行，很有欣赏价值。专业上我们不担心，总会做得越来越好的；但是，校园里面代代相传的教授们的故事，是这个大学的无形资产，是大学精神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关键所在。假如有一天，我们这代人，专业上做得不错，但没有故事可以给学生流传，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下面我来谈三个人，都是浑身都是故事的。
一个是黄侃。他有这样的诗句：“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辛亥革命以后，不再搞政治，而转入专业研究的，有很多人。黄侃就是其中一个，日后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除了专业，他更有名的是“骂人”。据说他上课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骂人，剩下的三分之一谈学问，真的学问。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晋人，课余时间，带着自己欣赏的学生到名胜古迹喝酒吟诗，这样的风流潇洒，今天再也没有了。但是狂傲的黄季刚先生，做学问时非常谨慎。最能体现其“扎硬寨打死仗”治学风格的，莫过于点书。要求学生点“十三经”，除了具体的学识外，更是训练一种小心翼翼的读书习惯。他做事凭性情，不受社会规则束缚，写文章却特别慎重，本设想50岁以后才专门著书，可惜50岁那年他去世了，所以留下来的，大部分是手稿。
作者：陈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