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样的艺术
《发现另一个中国》是知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新出版的一部历史随笔集。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特色，堪称佳构。王先生原是古代诗歌研究专家，后转入研究饮食文化。近十年来，又探究游民问题，出版了颇受学界推重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他的视野非常开阔，思维异常活跃，文笔尤其大开大合，大俗大雅，甩得开，拉得回，不仅带有水泊梁山的豪气，而且能让人感觉到锣鼓点的铿锵。其挥毫落纸吸引人的功夫，可与单田芳老先生的评书艺术一拼高下。
就在本书当中，他常常随手拈来古人的名言雅句，时而又排列出土得掉渣的民间俚语，还会在平铺直叙时，突然插入小说笔法，放马骤驰，可谓行空皓月，挥洒自如。
他说，《水浒传》中的晁盖，“在没有正式下海之前已经是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了”。他的威望足以让江湖人相信，夺取“生辰纲”这笔买卖，只有此人挑头，才不会“洒汤漏水”(第173页)。
一句“黑社会头头”，已经具有颠覆性，却还要用“洒汤漏水”结句！可就在我们屏息跟进时，他的笔锋可能会陡然一转，由月光下的刀影，指点到北方农村“拉帮套”的男女，再回到凤凰电视台的“有报天天读”、“李敖有话说”或“小莉看世界”。如此密集、跳跃而连贯的好“贯口”，让我们在看饱之余，不禁为作者打通今古、善于联系的本领叫好。
书中写江湖，讲游民，批八股，说金庸，道《水浒》，评韦小宝，析王运，揭帝王之秘，痛暴民之愚，发覆破的，如指诸掌，直把什么叫“五花”、什么叫“八门”一类勾当抖落得干干净净。有时，作者还会来几个插曲，说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明四轮车，招安一词所自何来，《水浒传》中是谁最早说出了“招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五行八道，配合着逸思奇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直往我们的眼睛里跳。
而且，作者选取资料，是打通文史、五方杂处的。稍一翻阅，发现他不仅引正史，用野史，而且采诗文、取戏词、摘小说，浑不顾界限条规。要知道，别说《三国》、《水浒》并非信史，即使《世载堂杂忆》、《洪宪纪事诗》一类纪事诗文，亦颇多夸饰，极不可靠。但是，读过全书，却疑冰尽涣。因为，作者虽然相信笔记小说可提供真实历史细节，但实际运用，却着重于让读者从中体验“历史氛围”(第80页)。他深知“诗”与“史”的不同属性，使用“以诗证史”方法，只是要“印证”历史现象，却非“证实”具体史事。所以，当书中把《水浒传》当作“游民大全”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觉得作者揭示了历史真实，却没有违反历史事实，陷入牵强附会的泥淖。就此而言，笔者以为王先生用他的写作实践，为“史蕴诗心”一词作了好注脚。
招招式式都指向严肃主题
虽然此书具有评书般的形式，但是，它绝非信口开河式的“杨瞎话读报”(第268页)，而是招招式式都指向严肃的主题。
照封面所示，本书是“对江湖、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意在“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从而“发现另一个中国”。易言之，本书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
这个问题，至少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在讨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即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王先生的特点，在于转换视角，通过“另一个”渠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感性的历史图景，从而再次开启思考之闸。
所谓“另一个”，笔者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指问题的另一面，二指社会的另一面。
所谓问题的另一面，是说当人们赞美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时候，还应看到历史上贱视民命的问题；当听到有人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时候，还要看到有些中国人专打中国人；当有人说武松反对招安的时候，要看到正是这个山东好汉，第一个表达了想招安的愿望。总之，当人们着迷于魔毯的精美花纹时，最好把毯子掀开来，看看背后的纹理和结构。由此，才能领略历史的复杂性，从而使思想变得深细。
所谓社会的另一面，是说在显性的主流社会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社会。这个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野蛮残酷的隐性社会，就像人的另一只手，虽然隐在身后，却“该出手时就出手”。
显性与隐性的二元社会架构，是王学泰先生贡献给学界的最大理论成果，也是他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论。从这一架构出发，王先生的“野心”，端在揭示历史奥秘。
从二元架构下探，会发现在显性与隐性社会内部，同样有主流与隐性的区别。而且，主流与隐性之间，还会发生对流，形成换位。
比如说，隐性社会的主体是游民，而大名鼎鼎的杨度，毋宁说就是主流社会的一位游民。杨度的老师、专门讲什么帝王之学的老名士王运，也不外此。他们“以逍遥通世法”，进取不由正道，耍弄机会主义，既缺乏坚定信仰，又非常矫饰，但八面通吃，堪称玩空手道的高级乞丐兼政客。反之，丐帮帮主之流，则堪称隐性社会的庙堂主人翁！一句话，帝是成功的贼，贼是失败的帝。显性、隐性，反映的是同一个社会结构。
对杨度一类“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王先生多有揭露。对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作了历史的梳理和社会根源上的剖析。对欣赏此类人物的流风结习，则委婉地表示了不以为然(第68－69页)。然而，杨度只是一个典型。全部清儒，何尝不是学问大了、人格萎了？最终，实践品格转为吃饭工具，仿佛人入中年，失了童贞，全是世故。王先生描述此类人所表演的历史丑剧，揭露他们的委琐人格(参看第83－84页)，不禁让人去考量那禾苗得以生长的田土。
惟一受作者青睐的，只有品质高拔、为人忘己的真游侠。游侠之外，对游民与江湖人，作者照样操纵解剖的刀子，毫不假以颜色。金庸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坐了江山的刘邦、朱元璋，皆为刀光剑影中的江湖流氓，可以视同丘貉。可是，此类流氓却往往成为传统文士羡慕的成功符号(第127页)。诸如此类，到底说明了什么？
具体结论 精粹惬心
王先生并没有给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最终答案(他只是一般性地认为中国古代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宗法社会)，却提出了许多精粹的具体结论，发人深省，足资参悟。
他说，所谓“父母官”，既意味着怜你爱你，也意味着天生可以管你、教你、打你、骂你。如果你想告父母官，则意味着非法。古代父母官审案，老百姓可以旁听。但旁听是旁听，却基本没有监督司法的功用。至于专制独裁者，则往往比普通人有着更多的缺点，包括心理缺陷。专制体制造就了古代社会的边缘人，等于储备了“造反者”的后备军，而“招安”起到了社会矛盾调节阀的作用。如果问古代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答案或许就蕴含在这些具体结论之中了。
这些具体结论，指向一个核心思想，即人本主义以及相应的和平理念。作者对生命和人权的关爱，对和平的赞美，弥漫于全书的字里行间。
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诗人杜甫在作者笔下成了原始儒家性情哲学的弘扬者。杜甫代表着儒家初创时期的方向，杜诗代表着唐代儒学的最高成就(第114页)。由杜甫延展，可发现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并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是富于感情的文学家、诗人。因此，后人读杜甫诗所受到的儒家观念感染，绝不会亚于读儒家经典(第100页)。
作者此论，让人想起钱锺书先生的一段名言：“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
不过，作者的诸多论断，总让笔者感觉尚欠“翻进一层”。这种感觉，就像是饥饿的人只吃了个半饱或大半饱。比如儒家民本思想与贱视民命传统之间的关系，古人就曾有过“周孔徒劳，名教虚设”的讲法，意思是说儒家教化等于白说(详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164页)。倘能沿此路向开掘下去，想来更能剥皮见骨。当然，将接力棒交给读者，所达致的目标或许愈加高远。这是否表示作者故意留下空白、以不落言筌做意味深长呢？
作者：李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