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儒教在中国人的心田埋藏很深，社会道德的重建，不能不回归本土资源。
-朱宗震
传统中国儒、佛、道三教并存，以儒教为先。儒教或儒学在西学东来后，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和冲击。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的兴起，使儒学的基础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降，对科学与民主的诉求，更把儒学作为对立面进行猛烈的批判。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儒学的社会基础的家族制度，更被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中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对儒学的打击也达到了极点。凡提倡儒学，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者，则被一概认为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对此，有学者甚至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崩溃。对儒教和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和颠覆，造成文化精神的严重堕落和创伤，长时间无法得到修复。
事实上，百年来中国人虽然一直在学习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并不能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牢牢地种植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之中的。儒教的理想主义和权威崇拜，重义轻利的教条，一直为人们所遵循。而只要求儒生遵循的“存天理，灭人欲”，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天下为公”的伦理观，均富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社会各派的认同，传统和现代的连接十分明显。
但是，儒教的传承和组织体系，的确被彻底打破了。
本来，读书人都是儒生，都是读圣贤书的圣贤之徒。新教育发展起来后，尤其是国民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读经在教育中的地位，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冲击。现在，在基础教育中，基本上不再存在。与儒教相表里的中国传统宗教活动，即祖先崇拜，也随着家族制度的破坏而难以存在和恢复。
当代的许多学者更强调儒学的人文精神，非神学的入世思想。他们认为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缺乏神学宗教体系，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重视人伦，重视现世世俗生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等思想，构成了中国的人文主义。
蔡元培在一次演说中说：“吾国本无宗教，何必更有所提倡？但宗教在使人有畏惮，有希望，肯勇往作事。现不用宗教，必谋所以代之，则莫善于美术。盖宗教作用，不过使人置身利害死生之外，美术亦有此力量。”(黄炎培日记1917年 12月13日)
蔡尚思先生本来也认为“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但后来，他读了任继愈先生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对宗教特别有研究的任继愈同志指出儒教的特点说：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皇帝兼任教皇，神权与政权融合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喻广训’是圣旨，等于教皇的敕书。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才觉我以前说的‘孔子不是宗教’，未免错了。”(《蔡尚思全集》末篇)
学术界的争论，我们在此不加讨论，但儒学有宗教神学色彩也是没有疑问的。儒学中的“天”就不是自然，而是有超凡意志但没有形象的神灵。
文革中不仅冲击了儒教，对宗教也进行了全面的压制。但现在，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使人民内心的宗教情结，重新得以抒发。国家鼓励宗教的健康发展，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中国的宗教，特别是传统宗教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在提倡环保、推进和平等方面是有益的。”
我在海外看到一份宣传材料，说中国的基督教的信徒有3亿人。或许这一数据失实，但各教堂做礼拜时，信徒爆满，却是事实。前几年我到寺庙参观，直观上只是香火很盛。最近，我到北京广化寺参观，适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不仅香客如云，而且有大批信徒正在登记皈依佛门。今年春节北京道教重地白云观祈福的人群达到了4.7万人之众。宗教生活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
但目前，儒教这个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似乎依然寂寂无闻。除了曲阜孔庙之外，全中国的孔子祭祀系统也不可能如佛教庙宇那样恢复。对祖先的年祭和周年祭祀、家族祠堂、中秋祭月等等，也很难恢复。祖先崇拜观念的存在，远远不如基督教和佛教信仰的虔诚。只有丧葬和清明扫墓，传统礼仪在某种形式下得到继承。新儒学和国学研究的兴起，似乎也只是一种学术活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人大成立国学院，他说，这个建议是来源于企业界人士。现在有很多企业家认为，他的企业文化、企业的战略研究等，没有人文底蕴不行。
不过，当前儒学的发展，其社会的意义恐怕更复杂一些。据我所知，河北徐水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建了一个敬儒祠，中间是孔子和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子路、子贡；两边一边是关羽、周仓，一边是岳飞、岳云。小学生的读经活动，在各地都有发展。而且，据报道，有些地方，包括上海，出现了由家长自愿组建的私塾，学生以读儒家经典为主，学习方法以传统的背颂为主。毕竟，儒教在中国人的心田埋藏很深，社会道德的重建，不能不回归本土资源。看来，儒学的复苏不仅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宗教的情结，值得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