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不久前在台湾举行的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上，王蒙在发言时提到，“到处都是文学，可是文学没有高潮，大陆有一些读者包括一些评论者都在批评，大陆现在没有鲁迅，没有精神领袖、火炬手，没有擎着大旗迈着大步前进的导师。我也有点困惑，这年头出来一个写小说的，擎着大旗大家在后面跟着走，正常吗？ ”您认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需要领袖吗？
阎连科：我想，现在确实不是一个能够诞生文学领袖的时代，文学也不能引领时代，可能是经济引领时代。在一个文学没有精神领袖的时代，也许并不妨碍我们写出一些我们稍加满意的作品，甚至说，我相信文学随着大家写作的努力一定会让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越来越少，除非是对文学的理解与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不同，又或者非要说好的不好，不好的好，就是要拧着来，那就没办法了。文学的好坏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观点来决定的，在读者和批评家的心中，在众多文化人的心中，其实有一个大致的肯定性的判断。
辽宁日报：我们注意到，当下的小说，比如《秦腔》、《檀香刑》以及您的《受活》等等，讲述的都是残酷、丑陋的故事。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创作潮流，又或者作家们认为这样写才是真正在揭露人性？许多经典文学中的“美感”，为什么在今天的小说中见不到了呢？
阎连科：我也非常喜欢真善美的作品，但是真善美并不是唯一的评定标准，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难道我们不认为它是经典吗？ 18、19世纪，文学作品的确带有更多的真善美的感受，但是到了20世纪的文学，真善美的元素在逐渐减少，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等等，几乎所有20世纪的文学经典都不再像19世纪的文学那样存在大量真善美的东西。 19世纪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的性格，认识人性的复杂。到了20世纪，我们恰恰是通过文学去认识人本身的复杂性，除了真善美，也需要去揭示人复杂的另一面。如果20世纪文学和19世纪文学提供的是一样的东西，那么20世纪文学就没有任何贡献了。文学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的小说，是很美的，但是，鲁迅的小说有什么美？可是，他们的作品同样是经典，互不排斥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有人写得很美，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都是充满了美的，包括我的《我与父辈》也是充满了温情和美的。我认为每一部作品如果单单以真善美和假恶丑去判断都有些简单化，无论写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写出来。
辽宁日报：当下的作家大多移居城市，距离乡土已经越来越远，不仅在语言上受到普通话的强势影响，对于今天乡村的生活也日渐陌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大量的作家依然在写乡村，我们能够期待这样的写作是有生命力的写作吗？
阎连科：一个人是否能够写出好作品，不在于你和乡村之间的实际距离有多远，而在于他内心和那块土地有多远，是否是割裂的。鲁迅也在北京、上海生活，沈从文也在北京，距离湘西很远，但恰恰是这种距离让他写出了那种对边地回忆的美。相反，柳青从大城市回到了农村，体验了10年的生活，最后写了《创业史》，当然，《创业史》也是不错的作品，但是，种种原因，柳青并没有把他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现在交通发达了，距离实际上是很近的，不断地回家，不断地有家里人来，每天都在和家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情感上的东西是割不断的。乡村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来自乡土的作家是能够把握它的。比如我们常常说某些作家有地气，某些作家没有地气，其实就是指作家能否把握乡村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
辽宁日报：许多人批评作家不够深入生活，您在创作的前期是否会特别花上一段时间，到与您的构思相关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了解当地的现实，之后才开始创作？
阎连科：除了《丁庄梦》之外，我在创作其他小说的时候，都没有特意到当地去考察。当一个作家要靠深入生活去写作的时候，其实他的写作已经到此结束了。作家的写作不是要去把握某个地区的某一群人的语言，作家一生的写作其实是在寻找和把握自己的语言。深入生活和寻找生活，只能说明一个作家的创作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了。
“作家们太清楚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如何被喜欢，也非常清楚什么作品既得不到读者喜欢，也得不到市场喜欢。……如果没有自我审查，我相信我可以把《丁庄梦》写得更好。很多想写的愿意写的、真正能够发挥我写作创造性的东西都被我自己夭折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