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关心销量，我也希望自己写得既严肃又销得多，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辽宁日报：在当下一众知名作家中，您是经常被人谈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有批评家提出，传统文学与市场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市场销量大就意味着不是好的文学，而您的小说销量很好，因而被认为是迎合市场的一种表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批评？
莫言：这种观点恰好是没有经过认真分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作品销量大还是小，难道其他那些知名的作家销量小吗？我的《生死疲劳》也只不过是十几万册。陈忠实的《白鹿原》应该有几百万册吧，阿来的小说也有上百万册，销量和印数并不是一个标准，卖得多就不严肃啦？《红楼梦》这么多年多少万册啦？长盛不衰。
辽宁日报：就是说您认为传统文学的销量一定不高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莫言：没有这种说法。不能说好的文学、严肃的文学作品就必定不畅销，卖得少。一部小说可能未必突然形成一个热潮，一下子卖掉了几百万册，但是能够长期地卖下去。
辽宁日报：那么，您关心自己小说的销量吗？
莫言：我当然关心销量，我也希望自己写得既严肃又销得多，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坚决反对导演改编自己的小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
辽宁日报：您的小说曾经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并且非常受欢迎。一些作家在创作时总是带着过度考虑二次改编的嫌疑。
莫言：我的作品改编成影视的量很少，因为《红高粱》的名声比较大，因此使大家误以为我的作品被改编了很多。实际上，我的十几部长篇小说，除了《红高粱》前面的两章被改编成电影外，其他都没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有人说我的小说是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其实是错误的看法。
辽宁日报：那么您抗拒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吗？
莫言：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确实国外有很多作家，像马尔克斯，对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很不以为然，但是，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坚决反对导演改编自己的小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拍得好的话，也是在创造美，而且是对小说的一种延伸性再创造。当然，有一种态度是作家应该端正的，作家确实不应该为了吸引导演或者制片人的眼光来强化自己小说的戏剧化因素，牺牲小说的很多原则，起码我本人没有这样做。写小说就是按照小说的艺术规律来写，不要去考虑改编的问题，真正高明的导演可以自己发掘出小说中包含的戏剧元素。
辽宁日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热点，“中国作家何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成了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一种情结。我们在前期的采访中，接触了一些海外的研究者以及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根据他们的介绍，中国的作家能够在海外受到评论界和读者关注的并不是很多，而您是受关注较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您的小说十分受推崇。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和读者对一本小说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您本人在接触来自海外的声音时，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差异？
莫言：不同地区的关注点确实存在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很多阅读中国文学的读者并不是纯文学的读者，他们常常希望通过中国的小说读出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方面的状况。最近几年，情况逐渐在发生变化。我接触过很多西方的读者，也有一些西方读者给我来信，我找人翻译了一下，发现他们感兴趣的当然也是文学问题，但是，对于同样一部小说，他们的理解确实有时候跟国内的读者不太一样。有些中国读者认为我的《檀香刑》是在欣赏残酷，是邪恶的，难以接受，但是，德国的一位读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翻译后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他认为《檀香刑》中所描写的被钉到木桩上的孙丙是中国版的耶稣。他把这个人物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来理解，孙丙本来可以逃走，已经找了个替身来替他死，但是他坚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唤醒民众。作为原作者，我非常接受这位德国学者的解读，因为他拓展了我的思路，我写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根本没想过把孙丙当做耶稣来写。他的解释我非常愿意接受，也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这样的读者是高级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