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构建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规划，指导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华文明对人类发展的另一启示
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中国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南亚的古印度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后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又认识到了另外几个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如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等。
这些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大多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结果：一是形成了世界上几个比较大的早期文明圈，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后数千年世界历史文化的总面貌；二是由于这些早期文明本身所体现的不同模式，造成了世界各文明圈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
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有如下三个文明圈：以两河流域、古埃及为原生态文明的西亚、北非文明圈，以克里特、迈锡尼为原生态文明的爱琴海文明圈，以古代中国为原生态文明的环太平洋文明圈。当今世界的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都可以从文明圈的角度入手找到其来龙去脉。
中国文明自独立起源后，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持续发展五千多年，以其优越而鲜明的个性对周边地区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中国为原生态文明的东方文明圈，与以西亚、北非及爱琴海为代表的西方各文明圈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氏族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方式不同，或称之为文明起源路径不同。
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论说，人类社会由原始氏族阶段进入文明国家阶段必然产生两个根本的变化：第一，由氏族内部的血缘管理，变为各氏族成员共同散居的地缘管理；第二，由全体氏族成员平等互助的关系，变为以凌驾于全氏族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机器为特征的阶级压迫关系。具体分析中国的夏、商、西周文明社会，则只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种变化，没有第一种变化。就文明内涵而言，中国夏、商、西周的“早期文明”是血缘管理与公共权力的和谐统一，而古希腊、古罗马的早期文明则是地缘管理与公共权力的和谐统一。
中国古文明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古文明的不同。世界上的大多数古文明，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中断了其文明链条，这些古文明断裂之后，再经历一段时期，又由该民族的后裔或其他外来民族在该地区继续发展出新的文明，这种新生文明与该地区先前的古文明很难说有多少内在联系，所以，我们称世界上许多古文明是断而再生的文明。而中国古文明则绵延流传至今，五千年文明史的链条完整无缺。
从历史学角度看，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由五帝酋邦时代的文明起源到夏朝第一文明方国的建立，到商周文明的繁荣发展，前后是紧密相连的。夏商周三代，从直线的角度看，虽然有换代的意义，但其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有相当的延续性。从考古学角度看，由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商周三族文化都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当我们追溯文明起源时便会发现，从五帝到夏商周，聚落中心伸发为城市宫殿，祭祀遗址扩大为礼仪中心，青铜残片发展为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进化为甲骨、青铜器乃至简帛上的文字等，这些文明要素都经历了由初始到壮大、由简单到丰富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此后的秦汉统一帝国，乃至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秦汉以后，虽然已建立了以郡县制为特征的地缘管理制度，从而进入了成熟文明或称为帝国文明阶段，但血缘纽带仍以一朝一姓世袭相传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以宗法礼制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经董仲舒倡导，汉武帝推行而成为二千年帝国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理论，并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总之，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的文明，悠悠五千年奔流不息，从未间断，为世界古文明所罕见。
中国古文明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较大范围的普遍性。因此，总结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揭示世界文明史上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同时，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具体内涵，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和构建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规划，从而指导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者：江林昌 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古文明控源课题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