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
龚鹏程说，他小时候读的也是现代化的学校，但幼年在家中习得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入小学后又遇到黄灿如老师，有过一段寒暑假在老师家中背诵《孟子》、《论语》的时光，有点类似从前的私塾教育。
高中时，他们的国文教材即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龚鹏程说，日治时代的台湾“汉书房”极盛，有一种朗读法名曰“文读”，即用闽南语诵读四书五经，读得摇头晃脑，音韵四起，很是壮观。
“这些浸淫，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一个中国小孩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熟悉感。传统经典就像我们童年的玩伴，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如果从小不接触，成年后再去学习，未免会有隔阂，会心有畏惧，仿佛在做一件很困难的事。”
龚鹏程并不奢望这些传统经典直接兑现为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因为一个孩子除了在学堂念书，回家还会看到父母如何相处、如何待人接物，还要独自经验人生。“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种教化要转化为个人道德，是一定要从经验里来的。你从小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在抉择时或许能够稳得住。”
台湾学者傅佩荣曾说“国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大陆出版人叶匡政对这句话有切身体会。年轻时，他读的多是西方文学与文论，30岁以后才开始系统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由此“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血脉”，认识到“只有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常说的历史感，不仅包括个人的记忆，还有关于民族文化的记忆；沦落为“文化孤儿”，东讨一口，西乞一勺的情形是难堪的。因此，2006年后他将工作方向转向国学，引进了台湾的那套《国学基本教材》。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看过后说，大陆十几年都不一定能编出这样的教材。
龚鹏程认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的境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台湾另有一份心路历程:寻求文化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