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 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