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5年学术史的回顾，学科规划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学术史的回顾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后关于作家学者、断代史、学科史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专著出现。文学研究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历史感受，不再满足于理论术语的简单套用，而开始寻找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特色格局，即中国化。目前，文学的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危机意识，学科的合法性面临挑战。例如，文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年代划分等问题。学科的分合与论争要求注重学科的历史性。目前有四个热点：其一，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视角。其二，文学史的不同层次。其三，文学研究转为文化研究。其四，文学文献学的复兴。另外，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被再次提出，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问题，文学的普及与欣赏水平的提高问题，面对大众媒体文学学术的位置问题。
二、以《诗经》为基础的两周诗歌研究
《诗经》为主体的文本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本体现的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王朝的体制。所以，《诗经》文本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可以探究先秦制度史。有学者将文本形成与礼乐制度联系起来，讨论500年间文本不断被编辑的历史过程，由西周初年开始的前五次编辑都由乐官集体完成，最后的定本是孔子的个人行为，宣告礼乐制度的崩溃。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在于原始资料的不足，只好寻求其他途径来弥补，接受程千帆“两点论”的启发，文献学问题用文艺学方法研究。她的治学遵从了三个方法：一是文学史是特定时代的许多点连成的线；二是任何文学史都是特定时代保存的部分资料；三是口耳相传的时代，文学创作与传播是两项内容，因而将传播部分独立出来，形成新的课题“周秦时代《诗经》传播史”。
三、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
有学者着重探讨了国学大师黄侃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五四以来，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首的东南学界一直是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阵地，黄侃作为其中的代表以保守著称。他尊崇经史，对新材料和民国时期的“考据”之学有所保留，认为在对既有学说有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黄侃日记》中反复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这是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理念，简单而言，就是反对治学一味趋新，鄙视只想在局部的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人们视之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当时是比较趋新的学者。尤其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文物与文字资料相结合，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学者向之效法，犹恐不及。黄侃在这种情势下，矛头所指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梁、王。只有结合黄侃的学术理念、文化理念，才能明白这种嘲笑之后的深意。
四、当代文学在文化共同体中的位置和功能
有学者结合具体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阐述了当代文学在文化共同体中的位置和功能。这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要明确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点，了解其他亚文化部分的状况，这才是学科存在的理由。文化共同体的法则本来决定了亚文化的绝对服从，而目前，亚文化却可以制定自己的符码，而不再遵循原来共享的法则，如2006年的三个热点现象———“馒头血案”，“韩白之乱”和“丽华体”。从中他总结了网络的三个特点，即极端性、平等性和娱乐性；认为这些现象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自身亚文化运行无碍，到另一种亚文化中却遭遇壁垒。面对大众和媒体，作品文学性的优劣不足以成为市场成功的理由。文学的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已经被消解。“底层写作”只具认识功能，弥补了新闻或者说成为新闻的替代品。《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上映，“长尾理论”以及王朔的网络售卖等现象，都促进我们对文学与文化关系做出更切实的考量。
五、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
有学者以《格萨尔王》演唱的神秘现象入手，归纳出史诗口头创作的一般规律，进而发现部分小说的共同写作模式。史诗演述者一般可以分为“神授艺人”和 “承袭艺人”两种。在众多版本的《格萨尔王》中，其实只有18部完全相同。因此，史诗的结构机制必须具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他把那些可能是流传过程中逐步添加、发展出来的情节单元称作“叠加单元”，把那些原有的、非叠加的主体部分称作“情节基干”。史诗的结构原则只有一种，即叠加单元必须是既满足原有的情节基干设定的诸种关系，又具有自足、封闭性能的系统。每一个叠加单元都将完成“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展开、问题的解决”三个层次的循环。史诗的这种可以无限延伸其篇幅与内容的结构机制，也表现在许多具有史诗叙事特征的中国古典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