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回避，很多人选择《大清相国》，是源于窥探王跃文笔下满清官场的渴望。王跃文自己也说，写历史小说，他赞同的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兴奋点聚焦于官场的我们，暗中希望他借古讽今，期待他含沙射影，希望能读到一本充满古今贪腐秘闻和秘诀的教材。
说实话，抱着这一冲动的读者，肯定会有点失望。主人公陈廷敬的成功经验，实在缺乏可借鉴性，或者说模仿成本太高，根本不适合作为教材甚至教参来用。在我看来，他们的失望，却是《大清相国》的理想主义写法的胜利：一位顶尖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一个典型的环境中，如何度过近乎完美的一生。
理想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批评者留下口实，认为故事不够真实，作者要表达的观点和信念也因此缺乏说服力；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理想主义，就可以纵横捭阖地抒发胸臆，能超越庸世的纠葛羁绊而俯察世相的本真和内核。
无论今天还是古代，官场人物基本是知识分子，他们如何异化，如何保持道德初衷，如何实现理想抱负，是我阅读“官场小说”时特别关心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愿意相信，今天的王跃文已超越了为了写官场而写官场的状态。官场之所以还是主要的叙事场所，只因“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即使是傅山这种不肯受封的人物，怀抱的还是“反清复明”的榆木疙瘩。《大清相国》主人公陈廷敬所有的辉煌，就是建立在他是“科举神童”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他以国士才华，却几乎没留下什么文学作品传世，也无学术成果流传。举一反三，越到专制社会后期，文学史、学术史这些代表创造力的领域在历史上似乎就越难找到状元、榜眼、探花的身影。科举为官的通道，惟一、狭窄且未必公平（小说与历史中诸多科举弊案为证），这是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第一个根源。
进入官场之后，他们遭遇的是更具颠覆性的挑战。王跃文以小说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并非满地流淌牛奶和蜜的“盛世”，有力地戳穿了当今在所谓国家主义的聒噪下描绘那些虚张声势的“黄金时代”。《大清相国》里的康熙朝，潜藏着不尽的民生苦难、欺下瞒上、贪腐不公、明争暗斗，这是与圣贤书完全不同的世界，陈廷敬以“等、稳、忍、狠、隐”的官场五字诀而蒸蒸日上并屹立不倒。从字面上分析，这里有手腕、办事能力、政治智慧的讲究，但在我等常人看来，基本上却是扭曲人性的路数。所以，他大多数不够坚韧的同行，都没有善终，这大概是古代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命运，无论乱世还是治世。
既然圣贤书并不能给那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为人处世的实际帮助，那么把这些洗脑工具当作敲门砖而扔掉的现象就并不奇怪，比如小说中的高士奇和那些师爷们。但他们从“古代成功学”式的权谋学中所获取的精神资源，不仅使他们背负着道德的阴影，更使他们结局悲惨，看似软弱无力的道德绳索最后像恶魔一样缠身。道德成为一个奇怪的悖论。
回到陈廷敬，除了圣贤书，还有一条潜在的线索，那就是他出身晋商之家。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也许给他种下一个其他人所难以具备的性格气质：精于算计、明于交易、洞悉风险、遵循并维护某种规则。这也许是他不过分违背良知，并能游刃有余的秘密所在。陈廷敬的成功之处，正是他同行们的失意所在，因为他们不能或难以在一个不平等的黑幕交易社会中，认识并遵循或明或暗的规则。
但小说最后做了这样的处理：抵达权力巅峰的陈廷敬假装耳聋告老还乡。在终身职业制的语境下，他和高士奇、徐乾学的下场，并无本质的区别，在一个乾纲独断的时代，奋斗一生的追逐，不过是一个看似美好而其实伤痕累累的幻象。
科举制的精英模式，酿造了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即使能通过科举选拔从仕，也要扭曲人性，且风险叵测难以善终，在一个绝对不平等的专制下，士人极难保持人格的独立性，而一个失去人格独立的人，又哪里会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呢？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使归属感永无可望。《大清相国》用陈廷敬这个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标本，折射出普遍存在于他们身上的选择和追求、陷阱和困境、荣耀和虚无。
作者：小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