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笔者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了解到，作为世传《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故乡，鄞州区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起、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傅璇琮等专家组成的编审委员会，正面向海内外民众征集《三字经》版本和修订意见。”
辉山兰狐曾说过，中国有很多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专家”，这个傅璇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修订《三字经》就叫没事找事，而且专门找愚蠢事干。
为什么要修订《三字经》呢？说是因其有“时代局限性，需要补充一些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三字经》成书于南宋，当然是按南宋的时代思想和道德观编写。宁波人一修改，虽然注入了21世纪的思想和道德观，但也使这一古籍变得非驴非马，既不是古籍，也不是现代作品。若是因为古籍没有反映现代思想而予以修订，首先应修订的就是《论语》。于丹靠讲《论语》而出风头，可她也没有胆量更改《论语》中的一个字。这是由于孔夫子名声太大，没有人敢冒犯之。王应麟名气不大，知道的人不多，又没有“圣人”的桂冠，所以活该他倒霉，千余年后，他的“经书”将受到蹂躏。
王应麟千不该万不该，出生在了浙江绍兴，而那里恰好在千余年后又有一些吃饱了饭没有正经事干的“噱者”，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任意蹂躏本乡本土的古籍。
毫无疑问，《三字经》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既有普及文化的正面作用，又有传播封建道德观和意识形态的反面作用，而后者则应历史地看待，因为在《三字经》作为儿童启蒙教材的时代，还没有比封建道德观和意识形态更进步的东西，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现在到了21世纪，科学文化知识比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不知进步了几千几万倍，还用得着用那部文不文，白不白的《三字经》当作教材吗？
《三字经》就是《三字经》，不管是宁波人还是别的人，一经他们的蹂躏，《三字经》就不成其为《三字经》了。想通过修改《三字经》让自己扬名立万，可能适得其反，即使扬名了，也只是被大家嘲笑的蠢材名字，绝不会成为王应麟二世。
《三字经》虽然号称包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可是再修订，也不过是在古籍上多了点蝇史，根本无法把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成就包容进去。即使加进去，也是很滑稽的事情。例如，如下补充应算是“一些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内容”，难道不可以？宣传科技的有“相对论，时空连”，“用手机，世界传”，“嫦娥号，月宫探”等，宣传时事的有“彼+++，恶魔般”，“台独者，称汉奸，号+++，加秀莲，马英九，除扁乱，两岸通，台商愿”，如此等等，这时代的大事件实在不少，都弄进去，那才是现代版的《三字经》，可是这种《三字经》有人读吗？
北京有个叫阮军的建议，将“三纲者，君臣义”，改为“三纲者，德法行”，“说明人立于世，应遵守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严于律己”。这一修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滑稽，因为《三字经》的原文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谓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并非专指君臣的关系。而“父子亲，夫妇顺”作为社会和谐的因子，现在也是要提倡的，不能取消，若把“德法行”作为三纲，若不删除“父子亲，夫妇顺”，则就成了五纲。所以若修改“三纲”，也只能改为“三纲者，党群义，父子亲，夫妇顺”，比那个“三纲者，德法行”合理得多，可见像阮军之类的东东，连《三字经》都没有认真读过，就敢胡乱修改，不出大笑话才怪。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作为典范而例举的修改意见都如此荒唐，何论其他。
如上辉山兰狐的狐说，读者不必认真，不过用来论证想修改《三字经》的东东们，不过是蠢人办蠢事，毫无实际意义，若教育出版社真的出版那种驴马乱，可能让海内外华人笑掉大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