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进步发展的实践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积淀、传承和不断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到了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伟大创造，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在与中国本土的精神传统相互沟通、融合中产生的，这种新思想的介入和生发的过程，理所当然地不是文化拒斥、思想割裂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代表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思维精华的理论成果，由于其思想的高端性和思维的超越性，对中华民族精神自然也能够起到凝炼、升华、推进和创新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周易》中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一句说的是人要象苍天刚健运行那样，勇往直前、奋力拼搏、自立自强。后一句说的是人要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以宽厚为德，包容他人，不求回报。这两句话是由梁启超和张岱年先生先后提炼和倡导的，精辟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内核。可以联想一下：改革开放难道不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当代体现、和平发展难道不是厚德载物精神的现实表达吗？党的十六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现代话语体系的概括和诠释，提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应该说，这个概括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提供了新的起点和正确的指南。以此为基础扩展开来，我以为，中国优秀文化中整体思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克己奉公、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敬老尊贤、重友睦邻的伦理精神，闳放豁达、敬业尚群的处事精神，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学习精神，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孜孜不辍的创业精神，以及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宽厚包容、有节有度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思想资源，也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时不应忽略的。在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精神犹如中华民族思想脉动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形成或悲壮慷慨或昂扬激越的不同乐章。仅以现当代史为例，就有民主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这些由上述精神谱就的一部部华彩乐章既是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从总的规律看，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呈现为一种互动状态。这种历史互动是有规律可循的。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引，我认为这种互动至少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适应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二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既保持一致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规律。前一条规律好理解，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作用，中华民族精神要适应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后一条规律则需要作些解释。我认为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现在民族精神与民族物质生产能力和民族物质生活富裕程度的关系问题上。从总体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应该越振奋、越高昂。但中外发展的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先进的物质生产和富裕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产生昂扬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进，相反却滋长了奢靡之风、自大之风、不思进取之风，结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灾难。因此，物质条件优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振奋，物质条件不那么优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不振奋。正是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解释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国家兴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另一个方面是表现在民族精神与民族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上。作为民族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强烈、振奋是同民族物质生活条件是否确有保证和得到改善有着密切关系的，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成正比。在同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快、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的时候，或者说是“顺境”；也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慢甚至受到破坏、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匮乏的时候，或者说是“逆境”。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民族精神是不是就前者振奋、后者萎靡呢？并不尽然。在民族的“顺境”和“逆境”当中，民族成就、民族灾难或者危机都可以从正面或反面激发起高昂的民族精神。例如，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并且转化成为建设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伴随大庆油田开发成功而形成的大庆精神，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外部封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面对洪水泛滥、非典肆虐的严重灾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迸发出来、显现出来，成为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和艰险的强大精神支柱。从上述两个方面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在世界各民族前进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条件占有优势的民族不能自持其强而忘乎所以，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后而无所作为。对于那些不甘落后而要有所作为的民族，都应当在努力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振奋和弘扬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在实现民族进步乃至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出来。民族精神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比较平稳的状态亦即“渐进”的状态，也有出现起伏的状态亦即“突变”的状态。从总体上看，民族精神的发展是一个长期传承、积淀和更新的过程，是渐进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因为民族遇到的“大喜”或“大悲”而使民族精神的变化打破常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根据民族精神的渐进性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同时也要根据民族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表现的突变性，注意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和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加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时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固然重要，在民族遇到危机、灾难、挫折的时候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更为要紧。因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总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障碍的时候才更加需要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里说的是人在遭遇厄运、物质条件匮乏时由于发愤而精神生产大放异彩的情况。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发愤”，在于不向困难和厄运低头。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不喜欢顺境和平和而喜欢逆境和灾难。顺境、成就同逆境、灾难都是客观存在并且总是相倚相伏、相随相生的，并不以我们主观上的好恶为转移，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不仅要增强忧患意识，而且要增强备战困难、征服厄运的决心、自信和能力。当前，在我们民族前进的征途中，机遇和风险同在，我们不但要强化机遇意识，提高把握良机、运用好良机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战胜灾难、攻克厄运的信心和决心。只有充分估计到风险，并且提高战胜风险的预见性，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变逆为顺。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本土性产物，自然会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激励和推动作用。但她对于世界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吗，或者说是起到反作用或负作用吗？这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作用中必须要认清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世界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华民族精神也是世界民族精神园林中的一朵奇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是各民族的一致愿望。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应当是异彩纷呈的。多极化、多样性既是世界各民族的现实存在又是世界各民族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古代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4页）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有作为的一员。历史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向往和睦、缔造和美的民族，她对于和平的珍惜、对于友善的重视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独树一帜且旗帜鲜明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华民族在努力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同时，都在努力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共同发展。可以说，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下努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