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灾难危及到生命时，舍己者方显道德之高；人我利益不可共存时，为人者才称奉献之士。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有的人为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放弃了救援自己亲眷的机会；有的人为了让别人获得生的机会，放弃了自己对生命的眷恋。从教师到医生，从军人到干部，从志愿者到普通人，无数人为了他人的生命、财产而甘愿抛开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救助别人奋不顾身、为了别人舍生忘死，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这样的精神万古流芳。
五是百折不挠、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面对痛苦，不折不弯，面对灾难，坚强不屈，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乐观主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人生精神。在这次灾难中，笑对苦难，乐观人生，不屈不挠、开创未来是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体现的又一方面。为了生命，要一直醒着看到曙光再现；为了生活，要一直笑着把痛苦轻轻抹去；为了未来，要迅速战胜对过去的记忆，甩掉灾难的阴影。我们看到，在灾难中，灾民固然有痛哭，有悲伤，但也不乏镇静和幽默，不乏乐观和坚强。不少遭灾者，面对灾难，仍旧从容地笑，坚强地活。不少灾区的群众，在震后一周内就开始为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而努力，着手重建美好的新家园。这种百折不挠、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是对付灾难、医治灾难创伤和痛苦的最好药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散发和发挥的强力。
中华民族是不畏难、不怕压的民族，一次灾难固然会带来损伤，但同样会获得精神的成长；一场浩劫固然会生出疮痍，但同样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英国著名思想史学家伯林说过：“受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这句话用在灾难境遇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真是恰如其分。在灾难降临时，中华民族精神得以迸发的大门也就开启了。在对抗灾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岸力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扬。这其中，有着中华民族历经岁月沧桑和风雨考验后的成熟，有着倍经锤炼的不畏艰险、果敢勇毅的精神传统，也有着在变革中渐进、在创新中成长的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的萌芽。
三、中华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
古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突如其来的地震大灾造成了生命和物质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却为中华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机遇。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在抗震救灾中得到彰显的中华民族精神，有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就已经孕育并培育成熟的精神，有的是限于地域和时间而在过去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和提升的精神的基因或胚胎、但却在这次灾难中得到了充分发扬。民族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统一，其发展既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也具有时代的创造性。在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战役中，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彰显的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民族精神长期的传承。但是，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原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恰恰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特质和时代元素的条件。如果加以概括和提炼的话，我觉得，中华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展现的新的特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先进社会制度的保障。有史以来，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形态、其培育和发扬都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显然会有别于封建制度下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族精神也当然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是近现代以来中外著名思想家们都有所关注并一直致力探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她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具有巨大的感召、激发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快办事、办好事的优势，她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统一指挥协调部署，使得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又能够灵活高效。在紧要关头，能够迅速地统一决策指挥并举全国之力抗击特大灾害，这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全国上下齐动员，各级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从组织决策到保障实施，从物质供应到信息管理，从社会协调到机制布局，都充分体现了统一、灵活、快捷、高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第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增强综合国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使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改变了过去的贫困面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物质财富得到积累。这也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实力。这一点，不仅是过去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倾力支援、慷慨解囊的背后，是30年来积蓄的物质力量所提供的坚实基础。人们在赞叹中国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欣慰地看到中国国家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抗震救灾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一次意外的、特殊的检验。这次检验，自然也会激发出全体中国人空前的凝聚力和更为高涨的民族精神。
第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应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都是对其政党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这次地震灾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也不例外。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得力领导，使得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有了坚强的核心，从而使伟大的民族精神得以彰显。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亲自组织部署、亲临抗灾一线。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线主持抗震救灾工作。全国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动员、抓紧部署，在不同地点的同一时间共同领导和指挥了一场空前的抗战救灾大战役。可以说，党和政府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领导和组织抗灾的任务，发挥了“主心骨”的核心作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了旗帜和方向。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充分显示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赢得人民的高度尊敬和世界的充分肯定。
第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更好的政治环境。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步。这次抗震救灾中所显现出的种种进步，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肯定和体现。这种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无疑为彰显民族精神提供了更宽广、更顺畅的通道。我们看到，在抗震救灾中，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加活跃的空间，更加灵活的体制，更加充分的权利，都证明了我们已经获得但平时不能得到显现的政治文明的进步。新闻开放和信息公开扩大了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使海内外所有关注灾情的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地震的全方位信息，也使得海内外所有关注政治文明发展的人们可以充分地观察社情民意；空前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和民众自发组织积极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来，成为政府救援工作的必要补充。在灾难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公民责任的履行与民族精神的彰显相互辉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力量。这些进步，赢得了人民的欢迎和世界的关注，不仅充分表现出党和政府在应对和处理危机中的自信与成熟，更表明了中国社会日益进步、日益成熟的民族精神发展与培育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第五，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发展现代科技相结合，使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科学力量的支撑。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推动作用。马克思曾经表示：“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重要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然而，科学精神在近代中国得到萌芽和发展以来，曾经历经沧桑和艰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得以应用，现代科学精神得以弘扬，这是令人欣慰的进步，也是灾难带给我们的机遇。我们看到，不仅诸如航空遥感飞机、搜救犬、三类生命探测仪、液压钳、“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终端设备、跟踪式太阳能卫星电视及LED照明系统、木结构抗震房屋等现代科技成果得到运用；活动医院、微粒子医疗技术以及直升机、空降机等现代化的军事运输技术和现代高技术产品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科学施救、科学援助成为在整个救灾活动中得到贯彻的精神原则。这样的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科技本身，而是深入到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和培育的又一重要方向，它不仅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开辟了思想的空间，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科学精神的增长和成熟提供了希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力量。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灾难终究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的历史越久长，其对抗灾难的经验越丰富，由灾难碰撞而迸发的民族精神也越强大。这一点，在中华民族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中华民族历经的无数次灾难中得到了明确的验证。历史毕竟久远，战斗未有穷期，积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之和，我们再来关照多难兴邦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精神，毋庸置疑的是，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推动下，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自强，一定能够坚韧，一定能够战胜那些可预期的以及不可预期的灾难，从艰难中奋起，在困境中振奋。卓越的中华民族精神，也一定会使多灾的中国兴邦，使多难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是赵存生教授根据自己的演讲整理补充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