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文化热”、“历史热”升温，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正经受多重考量：盲目崇拜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囫囵吞枣者有之、消遣把玩者有之……
如何走出误区，理性反思中华文化？昨天，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南京图书馆新馆精彩演讲，听众如潮，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多功能厅挤进了近千人，连过道都坐满了，主办方只得临时开放报告厅看实况转播。余秋雨先生立足于民族性和时代性，钩沉历史幽微，梳理文化脉络，试图揭开文化与历史的血肉联系，从而获取传统文化的当代启迪……
明清时期，中华文化落后于时代，这种文化的衰落对当代文化的影响耐人寻味，余秋雨先生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发人深省——
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条，我给文化下的定义就是：文化是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人们创造文化就是企图让它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可以让子孙后代比较安全地、有序地往前走，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为我们设计的。
第一、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
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缺少像地中海那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是茫茫太平洋，只有一个小的渤海湾，而我们所说的地中海文明和波斯湾文明都是内海文明。海洋对中国人来说，虽然很靠近，实际上很陌生。这种农耕文明带给了我们两种思想：第一个是不想远征，农民对远方的土地没有兴趣，他们内战，但不远征，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走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想过在那里安家，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农耕思维。第二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喜欢极端，反对一切极端的思想，在农民的简单思维里面出现了中庸思想和中庸之道，这种思想虽然显得很土，但在现代世界上又显得很政治，因为任何极端的思想都是带有侵略倾向的，所以以中庸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一大贺礼。
第二、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明
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而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流域加起来的面积也只是中国的十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气魄极大。德国的马克思·韦伯说过:“中华文明实际上是长江、黄河文明，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经中国的许多地方，这决定了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所以，气魄、宏伟的统一文明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第三、炎黄子孙是中华文化的血缘基础
黄帝、炎帝是黄河流域的人，他们都是中原大部落的首领，当时，他们一直打得不可开交，不过他们却都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当时的小部落在不断的争斗中期望能有一个王者归来，当时的王者和皇帝不同，他们都是不讲个人特权的。黄帝和炎帝身份不同，黄帝是马背上的英雄，而炎帝是一个农业发明家，两人打起来，一般都是黄帝取胜，最后炎帝被杀，部落被黄帝收编，但当时人们的血缘相同，所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第四、公元前5
世纪，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
在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人物诞生了，释加牟尼、孔子、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都出现了，人类从智慧上一起走向成熟，中华民族参与到其中，没有缺席。当时，希腊方面思考人与物的关系，英国方面思考人与神的关系，中国方面思考人与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也不一样，希腊的结果是精神制约，英国的结果是灵魂解脱，中国的结果是社会管理。当时的中国，除了孔子以外，还有许多大家，例如老子，他带来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联合国统计的人类历史上，一种能被翻译成600多种语言的著作中，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老子；在《纽约时报》公布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写作者第一名是老子。老子和庄子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不可太嚣张，要遵守自然法则，这尤其适合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对他们要给予最高的尊重。另一个人是墨子，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家庭之爱、亲人之爱，而墨子则提出了“兼爱”思想，不希望任何邦国之间老是打来打去，还提出了“尚贤”和“尚同”的思想，“尚贤”就是让聪明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尚同”就是最后人和人之间寻找更多的相同，而不是寻找不同的因素。孙中山和梁启超都认为，在诸子百家当中，老子是最值得尊重的。所以，中国人在面对公元前5世纪的智慧时，不要只看一家，让我们骄傲的是诸子百家，他们有着高的智慧，思想不能狭隘。
第五、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
这一时期的文化需要有帝国来承担，如果没有帝国，文化就成了飘走的云，流走的水了，在当时文明随时可能流失的情况下，行政显得非常重要。当时世界的几大文明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到孔雀王朝衰弱以后，东西方的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它们把文化体制用一种行政的方式规划起来。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引导的话，这个文化的底盘就不存在了。例如在埃及的一些地方，许多文字只有少数考古学家才能认得，有些也只是基本能读懂，而老百姓就很难做到了。所以，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所以，文字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制约，很难做到被大家长久记忆，而中国文化就有了行政力量的影响。
第六、佛教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文化
佛教文化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气度。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时，中华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构架，诸子百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时佛教还能够浩浩荡荡深入朝野，这种境界确实不可思议。在以后几千年中，佛教与中华文化互相滋养，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互动的文化体系，可以敞开胸怀去吸纳新鲜的东西。虽然其中也有三四个皇帝对佛教抵制过，但很快就放开了。文人们则往往是在佛教、道教、儒学中进进出出，开明的皇帝更有这样的理想：用儒学治国，用佛教治心，用道家治生(养生)。国家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谁也不排外。文化呈现出开放互融的态势，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过于极端地排外。
第七、魏晋南北朝使中华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外援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乱世，但对文化而言，却太重要了。书法家王羲之，他有了作为书法家的自觉，而李斯他们的石刻还未进入这种状态。尽管这个时代军事上打得没完没了，但华佗还在行医，王羲之还在写字，竹林七贤还在高谈阔论，陶渊明躲在自己的院子里写诗。包括前面诸子百家，文章写得也很好，却没有获得整体的审美形态，而魏晋南北朝却建立了很多文化学科。
在魏晋南北朝还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北魏孝文帝。他对汉族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时孝文帝做了让今人听起来都大吃一惊的决定：第一从此不准讲鲜卑话，全部讲汉话。三级以下的官员如果还讲鲜卑话，当场辞职。第二不准再穿鲜卑服，全部穿汉服。第三把首都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今天的河南洛阳。北方的文化汉化了，虽然丢掉了服装，丢掉了语言，其中的浩荡之气没有丢，因而获得了生命力，在汉化的过程中，它投入了一个盛大的文明构建。北魏除了崇拜汉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引入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我们可以看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里面除了有印度的痕迹外，还有希腊的廊柱，罗马的雕塑，与他同时代的几种伟大的文化都糅合在这里了。从鲜卑族祖先之庙所在的嘎仙洞，到云冈石窟，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是走向大唐的一扇石门。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的文化门类开始建立，有一个少数民族以一个朝拜世界各种文化的学生身份，使这些文化达到空前的融合，营造了大唐文化的繁盛。
第八、公元七八九世纪，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制高点
此前，世界有两个辉煌的帝国，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都遇到了同样的矛盾，遭到了北方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消灭了，而在东方，秦汉帝国被北方蛮族强化。在公元476年之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中国则进入了繁荣的唐朝。把唐朝和汉朝比、和宋朝比都是不够的，要放在世界的坐标中。在7世纪的时候，罗马城人口只有5万，而长安，城内100万，城外100万。当时世界上能够相比的只有2座城市，一座是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另外一座就是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两个城市加在一起，面积还不到长安城的1/2。尽管唐朝也有边患，但如果用今天的幸福指数来看，唐代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通过丝绸之路，它拥有各种文明的大汇合，住了各种各样的人，76个国家使团，3万多外国留学生，光日本留学生就有1万多人。交易可以随意用古罗马的银币，有钱人家已经使用黑人做仆人，市民看的是印度的杂技，吃的是阿拉伯的面粉，大的酒吧是胡姬酒吧，里面主要的服务员都来自中亚。日本一个和尚的日记里说，当时长安城东市的一场火灾，就烧掉了2000多间店铺。唐朝流行的是波斯的服装，以前汉朝的服装是宽大的，而波斯的服装是紧身的，且是低胸的，当时长安城的女子都喜欢这样的服饰。当时的长安城各方面文化确实首屈一指。如果按今天相比，只有巴黎和纽约可以相比。但遗憾的是，纽约总是缺少诗意，而长安却是诗意流溢。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并未局限于国学，可见唐朝非常开放。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由于受电视剧的影响，把眼光盯在清朝，以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点在康熙乾隆时代，实际上唐朝才是真正了不起、让人怀念、让中国人骄傲的时代。
如果说唐朝是一个文化瀑布，那承接这个大瀑布的是谁？是宋朝。宋朝尽管军事不行，但文化却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赵匡胤自当上皇帝第一天就说，本朝不杀一个文臣。宋朝文臣的地位和待遇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真是让文人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唐朝还有个推荐制度，宋朝不能推荐了。读书人就是从寒门直接考，而且特别多的文化大师做官，宋朝的宰相，在文化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他们都做了宰相。
明清的文化专制造成了文化的衰落。最糟糕的就是大兴文字狱，比如明朝，文章中写到“生”(音同“僧”)，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就敏感地认为，这是在讽刺他；在清朝，不能写“明月清风”，如果发现了，就说你暗藏反意，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大威胁。
在我们非常繁华的时期，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从明朝开始，欧洲醒来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起了很大的影响。航海新发现，更是带动了欧洲的全面觉醒。而从这个时期，中国却开始封闭了，开始落后于时代了。主要有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欧洲文艺复兴，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画，都是首先放在公共空间，如大卫的像，他每天在雕塑，市民在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参与的对文化的认知，而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有文艺作品，但主要是收藏，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直到现在，在国外，有人随地吐痰。并不能说这个人不善良，他可能还领养了2个孤儿，只能说他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现在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有公共空间观念的人不多，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过去的官员，对朝廷是忠，对家庭是孝，忠孝就两全了，其实中间还有广阔的公共空间。有人把公共空间当成了私人空间，随便大声说话，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一点，这不是制度政策的原因，而是我们文化的原因。
第二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功能。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事不知道，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平常总在高谈阔论，希望在哪一天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个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如果真按他们的主意来，国破家亡就快了，这是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在那儿说话，连同一时代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身边的老百姓在想什么。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康德讲过一句话，他认为欧洲的知识分子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现在有些人对知识分子在电视里讲话，总感到不舒服，在公共空间，知识分子就是要发言的，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敢于为国家为民众的利益而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不要拒绝传媒。有时候担任一段时间行政官员也不要拒绝，还有要运用理性，不要太情绪化。这是一个情绪化的时代，整个社会糊涂了而文化没糊涂，文化是社会的定力。传媒对公共空间担负的责任更大，而现在传媒陷入低级趣味，严重降低了社会的精神、理性水平。
第三是我们的文化缺少创新能力。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大创新，但他日子不好过。而唐朝李白刚写首诗，没有传媒，但是很快传遍长安、全国，情景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个艺术家一点一滴的创造。宋代哪一个书法家、画家有一个作品出来，很大范围知道，明清就不一样，不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我们的遗产够丰厚，历史够悠久，不创新也有饭吃，但世界已经改变，进入近代，中国就落后了，中国再也不能在四大发明面前骄傲了。四大发明不错，但太早了。这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呢，休谟创立人性论，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还有卢梭创立社会契约论，而我们却在搜集整理《四库全书》，这一比差距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追上来了，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但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系列障碍？比如公共空间、创新意识、知识分子理性责任问题。现在的文化不能只陷在专业里，而要服从人类终极价值，如反恐、环保、人文关怀等，才能有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本报记者 张粉琴 本报实习生 郭丽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