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每当夜幕四合、天地澄静的时候，河南大地的不同角落，近三百位学者伸手打开各自书房的灯光，开始为同一件事忙碌。在同一轮明月下，他们或俯首奋笔，或仰天追思，或击案而起，感慨莫名……
他们在合力做一件事，一件极其恢弘、足称伟大的事：面对浩瀚如大海的数千年中原文明，从不同学科领域入手，进行全面调查、挖掘，并系统地整理、展示。这项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统筹的文化工程，已酝酿了２０多个年头，进入实施阶段也已六年有余。
日月轮转，寒暑交替，在这个鲜花绽放、绿叶舒展的春天，数百位中原学人辛勤劳作的成果终于问世。其规模十分宏大：５５卷，２０００多万字，４万余幅图，是为《中原文化大典》。在中原乃至全国出版史上，这套大书都是空前的盛举。
“这是新做的菜。是当代人用当代文化观念重做的文化盛宴。”著名学者孙广举先生说，“《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大书，近似于历史上的‘国书’，但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不同的是，《中原文化大典》不是图书的集成、类编，而是重新阅读、重新认识、重新阐释，是对河南文化资源空前规模的全面调查和系统整理，是对文明史的重新叙述，对中原文化形象的重建。”
《中原文化大典》分为《总论》、《学术思想典》、《文学艺术典》、《民俗典》等十个部分。一个月来，记者走访了执行总主编孙广举先生、执行副总主编郭孟良先生，也遍访总论及各分典主编。这些河南一流的学者纷纷表示，参与编纂《中原文化大典》，以地域视角回望历史，使他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他们充满激情的话语，在记者的耳边久久回荡：
“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绵延至今，没有中断，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原文化的存在。从考古发掘看，中国早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等都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这些文化后来都衰落、中断了，只有中原文化生生不息，成为中国文明延续的支柱。中原文化的优点和局限性，都值得我们深思。”
“我写完自己的稿件，有一种深刻的感觉：这套书意义重大，完成了河南人的自我认识。中国人不一定认识自己，河南人也一样。禅宗认为，人如果不能认识自己，就不能度自己，更不能度众生。而古希腊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被认为是点燃希腊文明的火花。更好地认识自己，是文化崛起的前提。”
“编纂这套书，是灵魂之旅，是今人与古人对话，是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洗礼。唤醒河南的传统记忆，是寻求传统向现代转换、寻求地域文化重新崛起的基础。”
学者们用不同的词语描述他们的工作：梳理、盘点、扫描……的确，他们所做的，是对数千年中原文化的扫描，而我们的这个系列报道，则试图对这种“扫描”做一次“扫描”，难免挂一漏万，能让读者借此管窥一二，是我们的心愿。
【大道之原源于河南】
在学术界，老庄之学曾被视为楚文化，著名学者如朱熹、王夫之、王国维等，都持这样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马迁称老子是楚人：“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既然老子是楚人，那么道家当然应该归属楚文化范畴。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苦县本属陈国，后陈为楚所灭，此地才归属楚国。老子的时代，陈国还存在，因此老子其实并不是楚国人，而是陈国人。苦县即今河南鹿邑，位于河南东部偏南，是典型的中原地带。
庄子是宋国人，其故里在今商丘附近，道家另一代表列子是郑国人，即今新郑人。三位道家主要学者的故里相距不远，鹿邑、商丘、新郑构成的三角地带，处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砀山以西、嵩山以东，正是所谓的“天下之中”，是政治冲突、历史文化交汇最为剧烈、深刻的区域。
老庄时代，中原东部是齐鲁文化，中原西部是周文化和秦晋文化，中原以南是瑰丽奇异的楚文化，以北则是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老庄身居中原，纵论天下，创制了思想性高于周边各文化系统的道家学说。
不仅道家，在中国文化早期，中原有着生机勃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易经》被称为“大道之原，六经之首”，而其比较完备的体系，都形成于今河南境内，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周易》，都是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所以可以说，“大道之原，源于河南”。到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更是思想萌发的沃土，学术争鸣的舞台。除去道家不说，在如今的河南地界儿，还培育了众多的学术泰斗，墨家的开创者墨子，法家早期代表申不害，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儒家的子贡、子夏、子张，名家的惠施，兵家的尉缭，杂家的吕不韦，都生长于中原。
“这块土地曾出现过众多泰斗级、鼻祖级的大家，他们开创新领域、新风气、新流派，对中华文明贡献巨大。”在金水河畔一间办公室内，郑州大学教授、《中原文化大典·学术思想典》主编郑永扣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郑永扣先生说，编纂《中原文化大典》的过程，让他深深感到，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中原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能在中原传统学术思想中找到根源或密切相关的内容。中原学术思想对当代中华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社会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已进入民族心理的最深层面，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面貌。
郑先生认为，中原文化还有着博采众长的包容性。中原学人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包容天下的色彩浓郁，从来不排斥其他文化其他流派，在相互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自身。此外，中原文化还有着生生不息的延续性。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原文化多次衰落，但也曾多次重新崛起，再回巅峰。中华文明史的各个时期，中原都培育了众多的学术泰斗。
【大师辈出星光灿烂】
西汉初年，梁（今商丘）人项生前往杜陵（今西安东南）求学，他所拜的老师，是当时著名《易》学大师田何。项生离开家乡的时候，带了一位名叫丁宽的书童，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没读出什么名堂，而他的书童却成为一位学术泰斗。
丁宽悟性极高，听项生朗读，就能明白大意，史书说他“读《易》精敏，材过项生”。一个偶然的机会，田何发现了丁宽的才能，于是便让他直接跟自己学习。学成之后，田何对丁宽说：“你可以回去了，不必再跟我学了。”于是丁宽东归回梁，田何对他的门人感叹道：“《易》以东矣。”但丁宽并不满足，他路过洛阳时，又去拜另一位《易》学大家周王孙为师，学习《周易》古义。周王孙也曾是田何学生，丁宽曾与他同门学习，但周王孙既学有所长，丁宽即不耻以师事之。丁宽转易多师，终于大成，写出名著《易说》。汉初之《易》学，田何之后，丁宽最为大家。
丁宽的《易》学传给了同郡人田王孙，田王孙又带出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位学生，后来他们各自成名立派，因此汉代的《周易》学又有施氏学、孟氏学、梁丘氏学。到汉宣帝时，这三个《易》学流派都立了博士，卓然成为显学。
在汉代经学中，“三礼”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郑州大学教授杨天宇先生认为，在传统社会，“礼”是协调人际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而和谐才能稳定，从这个意义说，“礼”是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周礼》、《仪礼》相传为周公所作，《礼记》则是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作。大戴、小戴都是梁（今商丘）人，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影响极大。
杨天宇先生是安徽人，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河南工作，如今是国内经学大家，在“三礼”研究方面更首屈一指，这次他负责《学术思想典》经学方面的撰稿。杨先生告诉记者，这次专门对河南经学史进行研究后他才知道，在整个中国经学史上，河南经学占有主导性地位，出了很多开风气、开先河的重量级人物，并且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写完后，我感觉自己写了一部中国经学史”。
杨先生说，汉代中原地区的经学大师，还有洛阳人贾谊，东郡顿丘（今浚县西）人京房，颍川颍阴（今许昌）人荀爽，陈留圉（今杞县南）人蔡邕，开封人郑兴、郑众，等等。
魏晋时期，河南地区是玄学形成、发展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在魏晋玄学大家中，河南籍的占一半以上，那些非河南籍的玄学家，他们的学术活动也多在河南。从玄学发展的历程来看，颍川颍阴人荀粲会通儒道，开启了魏晋玄学的大门；而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何晏、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王弼提出“贵无论”，为玄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河南（今河南洛阳）人郭象、南阳縮阳（今河南新野）人乐广，则将玄学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到了宋代，著名的“北宋五子”中，邵雍、程颢、程颐都是中原学者，他们为宋明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元代中原出现姚枢、许衡等大儒，明代的曹端、何瑭、王廷相、吕坤、杨东明、高拱等，也堪称大家，而清代中原思想家孙奇峰、耿介、汤斌和张伯行等人，同样都是有全国声望的学术泰斗。
至现代，中原则出现了国学鸿儒冯友兰，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开创“新理学”，以构建新的哲学体系来解决新的时代问题。这种思维的创新，标志着中国旧经学时代的结束和新哲学时代的开始，对中国哲学的构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说文解字》开创文字学】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汝南召陵（今漯河市郾城区）人许慎可以算得上一颗超级耀眼的明星，他最先全面阐述六书理论，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到说解文字的实践中；他对汉字和汉语的研究，从形音义三方面一体考查；他通过字义的训释，给出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知识系统。这些贡献，任何一项都足以名垂千古，却多位一体地都浓缩在《说文解字》中。《说文解字》是许慎人生事业的丰碑，也是中国传统语文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因此，人们称许慎为汉字研究的不祧之祖。
在传统学术中，文字学被称为小学。小学相对于大学，原本指古时贵族子弟求学的初始阶段，《大戴礼记》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求学必自识字始，后人遂将认识汉字读懂古书的学问喻为小学，将推阐经义进而修齐治平的学问喻为大学。
先秦时期，文字学尚未诞生，识字教育的需要催生了《史籀篇》和《仓颉篇》之类的字表。《史籀篇》的作者为东周王室的史官，《仓颉篇》的作者李斯原籍在今上蔡。似乎可以说，传统文字学就萌生于中原文化的沃土之上。
到了汉朝，社会稳定繁荣，经学兴起，而这时的语言、文字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儒经的语言与汉代的口语存在较大差别，而先秦的篆书也一变而为隶书，为了打破古今的语言文字隔阂，训诂学应运而生，这个时期，语文工具书巨著频出，高标竞秀，互相辉映，成就了几乎后世难再的辉煌。而其最为杰出的成果，就是《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专著，其成就之大、影响之广，无可比拟。它是中国最早的字典，为中国文字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许慎首创的部首检字法开创了汉字编排的历史新纪元，并且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稳定汉字方面，功莫大焉。不仅如此，《说文解字》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以说，许慎将他之前的整个知识系统都浓缩于其中。历代以研读《说文》斐然成家，从而一通百通者，不知有多少。
谈及河南学术思想史，郑州大学教授杨天宇、刘太恒认为，现代文化绕不过传统文化，而现代文化需要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支撑。梳理中原深厚的文化积淀，看清地域传统优势、特点和局限性，是一个完成自我认识的过程，也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必然环节。
上世纪初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保存了珍贵的远古记忆。５５卷《中原文化大典》的封面合在一起，恰是一片完整的龟甲。独具匠心的设计，昭示着中原传统记忆的弥足珍贵。图为《中原文化大典》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