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有人称，《挺经》是曾国藩临终前的一部“压案之作”；但也有人说，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经》的书，当今市面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挺经》都是伪书。那么，曾国藩究竟是否著过《挺经》？“挺经”的涵义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曾国藩的思想有重要作用。本文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学术探讨——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部有名的笔记，叫《水窗春呓》，里面写了不少关于曾国藩的史事。在“一生三变”这条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曾国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关于曾国藩的“挺经”，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所著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中也曾谈及，他记李鸿章曾对他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下引此书时皆见卷四）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是否确曾著过“挺经”呢？从这里举出的两条笔记看，似有两种可能：一是著过；一是仅仅有腹稿。若是著过，大概也只是自藏本，因为从未见过有《挺经》流传。但曾国藩有“挺经”心法，则当是确实的。因为上举两条笔记，都是出自与曾国藩极接近之人的手笔。
“挺经”的内容是什么呢？李鸿章说有十八条。但他只举出了一条，即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所记的李鸿章亲口向他讲的一条。李鸿章说道：
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村，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曾国藩的这一条“挺经”，是李鸿章转述的，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表达的。这条“挺经”的含义是什么呢？颇有些费解。吴永虽是当面听李鸿章讲的，但他也觉得“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经过一番推敲琢磨，他推测这条“挺经”的意思是：“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庚子西狩丛谈》）这个推测，很难说准确，因为从故事里很难明确看出这层意思。吴永自己就说他的看法是“臆度之词”，但也很难说就没有吴永推测的这层意思。因为这条“挺经”虽然说的是一个具体故事，实际含义却很抽象，所以似乎做什么样的解释都有些道理。今人黄裳对这条“挺经”也做了些解释，主要是强调它表达了一种“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得心应手地运用黄老之道的高手”（《妆台杂记·关于挺经》）。
我觉得，欲解“挺经”，不可拘泥于李鸿章转述的这个故事，而须从更广的范围加以考察。
先说“挺经”二字。“挺经”，意即言“挺”之经。“挺”，是所言的内容；“经”，指关于“挺”的原则、经验、秘诀。何谓“挺”？我认为“挺”是指一种立身状态、处世态度，即李鸿章所言的“守身用世”的态度。具体说，“挺”就是指刚烈强硬、坚劲挺拔这样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本文开头所引的欧阳兆熊的话里，有“言其刚”三字，这“刚”字，可以说是对“挺”字的确诂。同时，“言其刚”三字也是对整个“挺经”内容的解说和概括。“挺”者，刚也；“挺经”者，刚之经也。这个精简的解释，大抵是近乎曾国藩原意的。
李鸿章对“挺经”的运用，更可以清楚地说明“挺经”是一种以刚劲强硬为特征的处世哲学。李鸿章与翁同龢闹矛盾时曾运用过“挺经”。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对此做了记述。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与翁同龢相互排挤，对翁“怨之颇切”。一次，袁世凯作为翁同龢的说客来劝李鸿章乞休开缺，以使翁同龢能顺利顶补，做成协办大学士。《庚子西狩丛谈》记道，李鸿章对袁世凯说：
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又对吴永说：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从李鸿章的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袁世凯，是以曾国藩的“挺经”作为处事方针的。“与他挺着”，就是以坚劲强硬的态度与翁同龢相抗衡。李鸿章对“挺经”的具体运用，可以说是对“挺经”涵义的极好注释。李鸿章自诩是真传曾国藩“挺经”的衣钵的，想必他对“挺经”内涵的理解，是比其他人要准确得多。
“挺经”是一种以刚劲强硬为特征的处世哲学，还可以曾国藩一贯的处世哲学为佐证。姑举曾国藩的几段家书，以见其一贯的处世哲学。
其一，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十八致沅弟信：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其二，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初二致沅弟信：
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其三，同治六年三月初七致澄弟信：
余意此时名望大损，断无遽退之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牙做去……（《曾国藩与弟书》）
从这三封家书中，足可领略曾国藩平时的处世哲学。这种以刚劲强硬和坚忍为特色的处世哲学，与“挺经”完全是一致的。所云“打脱牙，和血吞”，“咬定牙根”，“咬牙做去”，“硬字诀”等等，可以说就是“挺经”的注脚。家书里的这些话，其实既是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也是曾国藩的性格的直接反映。曾国藩的性格，是“挺经”产生的主要渊源之一。
曾国藩发明“挺经”，又与他实行“法申韩”的治术有关。“法申韩”，即尊奉申韩法家烈日秋霜的治国治军治民之术。“挺经”之“挺”（刚劲强硬），与法家的烈日秋霜是相通的。曾国藩发明“挺经”，大概深受了申韩法家的影响。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做了大官后学老庄（《水窗春呓·一生三变》）。如此看来，曾国藩发明“挺经”之时，或是“挺经”臻于成熟之时，很可能是在他办理团练军务那一段时间。曾国藩“法申韩”的治术，可于以下两段书信中大略见之。
其一，致徐玉山太守信：
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帖，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转引自谢兴尧《堪隐斋随笔·谈曾国藩》）
其二，致沅季两弟信：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曾文正公家书》卷七）
曾国藩如此“法申韩”，便得了个“曾剃头”的绰号。曾国藩大剃人头，大概既是孕育他发明“挺经”的酵母，也是他发明“挺经”后对“挺经”的实践。
回过头来，再来诠解李鸿章具体举出的那条“挺经”。这条“挺经”，其基本思想，其骨子里，无疑是“挺”，即刚劲强硬。因为这条“挺经”只是整个“挺经”的具体的一条，其主旨自然是合于整个“挺经”的主旨的。从故事表面看，似乎老翁是让了一步，但实质上，老翁的精神是刚劲强硬的，是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是用“挺”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故事里说的老翁“挺身就近曰”，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就都透露出老翁是以“挺”的精神，即刚劲强硬的精神来解决这场竞争的。但是，从具体战术上说，老翁又有一点灵活性，讲了一点策略，结果是“退一步，进两步”，目的达到了。这个策略，就是黄裳所谈到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从这一点上看，“挺经”是搀杂了一些黄老之道或老庄哲学的色彩的，是刚中有柔的，或者说是“以刚为本，兼有柔术”的。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先理学，后申韩，再后老庄，似乎奉申韩与奉老庄是截然分开的，是先刚而后柔。实际上，曾国藩的所谓“一生三变”只是主要倾向，他在奉申韩时，未必完全不要老庄；奉老庄时，也未必完全不要申韩。刚与柔，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往往是一个为主，另一个为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