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贴近百姓然后引导百姓
传播传统文化重要的一点是要心里装着老百姓。
传统文化普及的对象是全体国民。所以首先就要吸引普罗大众，那就不是生硬的说教，那样，人们就无法从一个个历史人物中去理解体会民族精神，人类文明史也很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下去。靠什么吸引人呢？我的体会是“大众语言，戏剧结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前两者是指要用大众化的语言。电视观众都带有部分放松、娱乐的心态，所以讲座在结构上要借鉴戏剧的艺术，不断设置悬念。每次落笔前，我总是反复琢磨，潜心构思。我要考虑到老百姓能不能听懂？全国的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不是媚俗，也不是迎合，我把它叫做贴近。后两者就是讲座的内容，一定要具备科学性，富有精神传播内涵，以内容的“正”压住读者欣赏口味的“俗”。听众一开始也许不习惯严谨的讲述方式，但由于主讲人的引导，他就会慢慢习惯，觉得就是应该这么讲述历史，解构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表达方式上要贴近大众口味，内容上有内涵并引导读者。
再通俗地讲，就是通俗的外衣，学术的内核。我讲项羽，连续九集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项羽为何会失败，这本是一个学术问题。我用了两集讲鸿门宴，说明项羽政治上的幼稚。播出后，我史学界的同事都认为我的解读很独到。
为了准备演讲稿，我必须广泛占有一线资料。易中天曾经说我讲《史记》叫做公鸡下蛋，学了中文到那里讲历史。其实，中文系讲《史记》跟历史系讲《史记》角度不同。中文系讲人物、讲性格、讲细节、讲故事、讲艺术，但是我未必熟悉《史记》中每个人物的历史研究现状。为了把秦始皇这个人物讲好，我把目前所有写秦始皇的传记全部买过来或者借过来通读一遍；把所有有关秦始皇的研究论文分专题收集起来。比如说秦始皇的求仙，比如说秦始皇之死，比如说秦始皇的身世。接着，为整个大的系列讲座定一个基调。我写稿往往要列几套方案，最后选一个合适的。
通俗化背后倾注着大量艰辛
宣传和普及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细致、艰苦的工作。比如我讲《秦始皇生父之谜》，秦始皇的父亲是谁？这是一个历史谜案。《史记》记载说是他的生父所生，又说是他的义父吕不韦所生，文献的记载一定可靠吗？如果一部书提供两种说法你怎么取舍。这一集我写得非常艰苦，整整半月。我的选择判断要根据文献记载、文物佐证、逻辑推理还有科学知识四个方面互相参照。但秦始皇的《生父之谜》文献记载相互矛盾，文物佐证没有、逻辑推理我用了一部分，更多的我用的是科学知识。因为有记载秦始皇的生母是怀孕以后嫁给了异人，孕期超过了10个月达12个月，所以我就往开封市的妇产科跑，又通读妇产科学书，搞清楚孩子出生需280天是一个铁律，超过天数到第14天时胎盘就衰老了，胎儿生出来身体健康就受影响。秦始皇很健壮又很聪明，荆轲刺秦皇，他可以绕着柱子跑，那个速度不亚于奥运会运动员的速度，秦始皇怎么可能是过期妊娠生的，一定是如期生的。那么如期生的就排除了先怀孕再嫁给嬴异人的可能性。所以你看做一期讲座要投入多大的精力呀！
现在老百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量非常大，如果我们低估了这一点就会失去传播传统文化的机会。敬业精神，科学态度，艺术表达，这都是普及传统文化中的大学问。就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我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并不缺乏传统文化资源，缺少的是传播平台、传播渠道和怎么样去传播。
马瑞芳 从自说自话走向大众
我非常高兴我从文汇报的文字作者变成今天的口述讲者，学术要不要走向大众，学术怎么样走向大众？学术走向大众之后会不会异化？是大家在关心讨论的问题。其实我从28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28年前的困惑：研究只是自说自话?
1980年我到上海参加全国红学会，我们在会上谈了很多非常奥妙、但老百姓不关心的话题。在那个会上红楼梦的主角也来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徐玉兰(贾宝玉饰演者)说过去没有看过这部小说，接受演出任务之后才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上阅读了《红楼梦》。会议组织我们到上海刚刚建成的大观园去参观，走在金泽镇午餐，突然看到外面很多人，在叫“贾宝玉来了、林黛玉来了！”我们赶快吃饭，想吃饭后就马上离开。冲出去之后发现徐玉兰、王文娟(林黛玉饰演者)被团团围住，那些大红学家一个一个被挤到路边，谁都不认识他们。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就说：怎么样，你再写一百篇红楼梦论文，也没有人围观，他们才是向群众普及红学的红学家。
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和群众的距离比起这些明星来说差太远了。在象牙塔里搞研究，路越走越窄，研究的话题离群众越来越远。比如，有人写了很多文章研究曹雪芹的高祖父的N次高祖父是不是曹操，这和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种现象曾在学术界非常普遍。把简单明了的话题，讲得晦涩难懂，被看作是有水平。把非常艰涩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就是没学问，叫搞浅思维。
那么学术界的深思维是怎么样的呢？看一个例子。15年前我在扬州参加国际红学会，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卫斯理学院的宋女士，万里迢迢从大洋彼岸飞过来做的报告——晴雯和其他丫鬟玩的游戏叫做“抓子儿”。这个女士就说这个“抓子”的“子”是用猪拐骨刻出来的，她讲了15分钟非常详细，讲完之后6个国家的著名红学家跟她讨论。这个深奥的学术问题我们讨论了一个半小时。
当时红学界的研究就是这个样，我也一直很困惑，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就是学者之间自说自话吗？所以我就在思考学术要不要走向大众，我也做了很多把自己的研究推向大众的工作。我上个世纪在发行将近100万份的《齐鲁晚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叫《趣话聊斋》，后来又开了一个《趣话李清照》，希望当代人能更多地了解古代的才女。这些年在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当中，我是研究《聊斋》和《红楼梦》的联系比较用力的一个。我开专栏阐述《聊斋志异》是怎么影响《红楼梦》的。我希望我的研究为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比起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影响力还是稍微小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