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太舒服了。”顾彬教授说他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学术研究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我对顾彬是很尊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他说得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确实比较低。”《收获》杂志社编辑、小说家叶开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显然他支持顾彬的立场。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的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鉴于顾彬教授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激烈言辞，顾彬这本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吸引了大众和媒体的好奇心：这位德国老先生是否会再一次抛出“垃圾论”，抑或将矛头直指当下这些走红的小说家？成了大家心头一个不小的疑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顾彬教授绝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学界眼帘的西方汉学家。魏斐德、宇文所安、马悦然、高罗佩、史景迁、史华慈等等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几乎和顾彬先生的大名一起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
北岛将自己的散文随笔集《青灯》和同题的诗作题献给魏斐德教授，虽然他说他对魏斐德教授的学术造诣知之甚少，但并不妨碍北岛对他的崇敬之情。2005年，北岛去参加魏斐德在伯克利任教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先是由他朗诵这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的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从他29岁当上教授开始详述魏斐德的学术生涯。北岛的《青灯》结尾有“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两句，“大门口的陌生人”正是魏斐德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初版于1966年的书还有个副标题，是“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大门”指的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陌生人”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指的是华人眼中的陌生人：洋鬼子。从地方史的角度（广州、广东和华南）来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和发生原因，以及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南方的社会动态，可以说在一片革命叙事的洪流中显得别开生面。
魏斐德的另一部杰作《洪业——清朝开国史》收入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中，也被人们津津乐道。在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刘东教授饱含深情地写道：“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西方汉学的历史绝不仅仅是近50年所能涵盖。在西方科学西学东渐之前，华夏文明的种种美丽传说早已开始使西方的文化界为之心动。从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对于这个神秘的国度没有皈依基督教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派出规模庞大的传教士队伍，试图开辟一片新的基业。于是，在往返于欧亚大陆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出现了前往中国考察社会和植物生态的学者，以及一批批骑着骆驼的探险家，以考古和发掘为契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伯希和、安特生用各种手段探寻着这个文明古国的秘密，为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同时又乘乱掠夺着中国的瑰宝。
伏尔泰和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信中严词谴责西方殖民者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侵略，不论是军事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距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汉学的研究视角常常能另辟蹊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一部旷世杰作，其研究方法和论断在韦伯去世80多年之后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韦伯指出，儒家伦理和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具有某种生成关系。不过对此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的历史是有天生的缺陷的。
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则把东亚和西欧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观察和分析，并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东亚这一吸引世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课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在他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西欧和东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相反，正如杉原薰所说的，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题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
虽然许多西方汉学家采取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纯文学的研究在西方汉学中仍然不失其繁荣昌盛的形势。哈佛大学东亚系特级教授宇文所安是研究唐诗的权威，他写作的几本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迷楼》、《中国文论》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出版，以其基于个人感受的印象式批评构筑起一个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迷楼”。
宇文所安教授还有一本文论集就叫《他山的石头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中国传统纯记录的史学观念不同，西方汉学家着重于方法论的探索，大胆立论，小心求证，玉石的真伪与秘密，都在这块他山之石面前，逐渐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德国汉学的继承人
“1902年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就开始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中国文学史》丛书的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个。”顾彬谦虚地说。
顾彬是德国汉学的继承人。顾彬最初学的是神学，但是当他第一次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诗歌的时候，中国的抒情诗就成了他的最爱。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波鸿鲁尔大学师从霍福民教授，霍福民曾于19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随中国老师学习过解读古体诗的方法，其中一位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正是霍福民教授为顾彬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我们做的是分析，我们会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顾彬说他的方法都是德国古典汉学训练的结果。在德国接受了系统训练后，1974年，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又来到北京，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现代标准汉语，于是，他知道了鲁迅和浩然。
西方汉学家，因为他们独立的学术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汉学家在研究这种号称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时所付出的超乎想象的努力。宇文所安和他的妻子田晓菲教授对记者说他们每天要工作10-12个小时，顾彬教授同样如此，他说他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学术研究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