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只不过是顾彬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和《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完成，顾彬对记者说：“2005年之后，我开始系统写《中国传统戏曲》，所以现在杂剧、传奇占据了我的大脑，我需要清空戏剧在我的头脑中所占据的位置，才能思考其他的问题。”
之前经过媒体的报道，顾彬成了一个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吹鼓手，因而遭到许多文学界人士的“反炮轰”。但是实际上，顾彬和许多中国小说家都是好朋友，马原的《虚构》就是他第一次翻到德国，北岛的诗歌他也是最早的翻译者之一。只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现状，他感到痛心。王安忆对记者说：“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对顾彬这样，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始终想不通，他是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感情的人。为什么他那么几句话，大家就会这么愤怒？”
顾彬眼中的中国文学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这本书里，您专节论述的只有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顾彬：我觉得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个人这样认为。郭沫若的作品虽然很差，人们对他很有看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他很有才能，只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了国家和团体的利益，放弃了文学上的探索，牺牲了他自己。最后，他还是难逃接受批判的命运。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和革命，和现代性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是不可逃避的，这里不仅仅是对郭沫若的文学史评价和判断的问题。
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一部分也是中国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不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是非常大的研究课题。以前我们认为，现代性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我对此深表怀疑，现代性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破坏古典与传统的过程，从郭沫若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他写的歌颂诗以及他严重的忧郁症，和我们有莫大的关联。从郭沫若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革命家都是有着深刻的忧虑的，很多人自杀了，这不需要我在这里一一点名。郭沫若本人就写过一首诗作，这首诗中谈到了许多非常复杂的心情，所以以郭沫若为典型个案，我们可以来看整个中国乃至德国和世界的作家的问题。当然，郁达夫也是一个典型的忧郁症患者。面对现代性，他真的能完成他所有的梦想吗？
《新民周刊》：近年来比较热的张爱玲，也没有得到专节论述，您觉得她缺乏现代性，还是说她的作品不够好？
顾彬：至于张爱玲，她当然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但我们很难看懂她的作品，因为她的风格和其他中国作家很不一样。我们很早就在德国将她的作品翻成德文，但是我碰到的困难太多了。我的学生，他们应该也快40岁了，好像把张爱玲的作品翻成了比较好的德文。但是对于她早期的作品怎么分析？再比如，50年代在香港写的小说，我们也认为是好作品并不失水准。
《新民周刊》：五四的这一批作家，翻译和外语水平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真的有这么大吗？
顾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因为翻译而创造了现代汉语。当然，从作家和翻译家的关系来看，在德国，歌德、伯尔、里尔克、策兰都是翻译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都是翻译家。可是中国呢？中国不重视翻译。
《新民周刊》：比如鲁迅，他的翻译和他的写作是两回事，翻译是硬译。
顾彬：是的，你说得没错。鲁迅的翻译观念是错误的——从今天来看是这样。我碰到杨炼的时候，杨炼对我说，我翻译完他的诗歌之后，应该仍然是诗。在德国，我们要求，中国作品被翻译之后，应该是德国作品。但在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当代的翻译家恐怕都不是什么作家。
对于外语的问题，这里我必须对中国学者说两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连英文都不会。前年我们在台北开林语堂的研讨会，谈一谈他用英文写的作品，所有从大陆来的学者都看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但根本不知道这几本书原文其实是英文，而且不知道这个翻译非常差。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懂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话，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现代作家的深度以及他们的文学成就。中国学者老是找借口，不想学，可是我们应该不停地学习。中国学者太舒服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当代小说家有着严厉的批评，对诗人则颇有褒扬，那么对于中国当代的随笔和散文您怎么看？
顾彬：我对中国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翟永明也写过散文，但是从笔力来看，没法和北岛比。从内容来看，她可能比北岛更有意思。我写过非常多有关翟永明的文章，我觉得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我觉得她的诗歌比她的散文好得多，散文虽然也不错，但无法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何其芳相提并论。我的标准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当代的作家谁能和他们比。
另一个问题是，我在批评中国文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比起来，并不高明，当然也不差到哪里去，这恐怕是个全球性的文学文化现象。撰稿·何映宇（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