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1931年初春，游学北平，攻读新闻专业。1935年，他南下苏州，考入章太炎先生任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先生第一次在府邸召见新生，待学生鱼贯而入，朗声问道：“汤炳正来了没有？”将汤呼至客厅中间一张小圆桌边，与师弟对面而坐。“先生怕我听不懂他的浙语，取纸笔边写边讲，将近一个小时，兴犹未尽。”章先生多次对人说：“山东自古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就是应当出这样的人才”，并嘉许汤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受如此青睐，据说在当时学界广为传言。1936年6月14日，太炎先生病故，汤炳正被治丧委员会推举为弟子代表在追悼会上发言。这个发言稿后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手，发表在该报19日的上海版上。之后他即应聘担任讲习会“预备班”的教席，负责教授文字声韵训诂之学。
抗战爆发，汤先生先是蛰居乡井，后又转徙流寓西南各高校执教。1946年2月，由川入黔就聘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1947年8月被国立贵州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又兼任贵阳师院教授。1949年8月他应著名墨学家伍非百之召，返川就聘川北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年以后，一直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二
60年间，汤先生历稽载籍，覃思精研，在楚辞学、语言文字学诸领域均卓有建树。专著《屈赋新探》和《语言之起源》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不少论断曾为海内外学人所广泛称道与征引。他也被同行誉为“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
汤炳正系太炎先生嫡传弟子，但其治学并不存门户之见。在学术研究中，他既主“发明之学”，即对旧材料的重视胜过新材料；又不废“发现之学”，即对新材料的重视胜过旧材料。他的《〈说文〉歧读考源》、《〈楚辞〉成书之探索》等，堪称“发明之学”的典范；而《古语“偏举”释例》、《从屈赋看古代神话之演变》等，则是其“发现之学”的杰作。继承、通变、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在不断地探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
关于汤炳正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新”与“真”的认识问题。这是他晚年经常强调的问题之一。他曾一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他看来，所谓的“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他多次对学生说，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
汤炳正的治学方法，学术界多已言之。有人说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与旧典籍互相印证进行考释；有人说他长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研究；有人说他擅于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等等。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十分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他的学术论著往往是在文字训诂上胜义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又注意探索规律揭示真理，而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突破口。如他在探讨《楚辞》与《山海经》中神话演变的历史轨迹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这个极富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历史的主要规律之一广泛接受与运用。
汤炳正在治学态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谨严的学风与勇于探索的精神。他的《语言之起源》和《楚辞类稿》中的一些论文的结尾，常常出现一篇或长或短的《附记》。从表面上看，这些“附记”与前面的论述似有不同，实质上他是在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个学术研究中，给人最突出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从不满足已有成绩的积极进取精神。例如，《屈赋新探》1984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就是这么一部大家交口称赞的书，出版后他仍然不断修补，在“自存本”上增写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发明，预备在将来再版时加进去。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因此，他生平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曾说：“对学术上的创见，最好能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故我自己的心得，凡能以札记表达者，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阐述者，决不铺陈为洋洋洒洒的专著。”
数十年来，他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他对学生讲：“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八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这是他对后学的殷切要求，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凡是认识汤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更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而他对晚近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
三
汤炳正以楚辞学名世。从“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起，他就担任该会的会长直至逝世。“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有论者认为他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楚辞学家，就深刻与谨严而言，是无人能比的。日本汉学名家竹治贞夫教授则称他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史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
关于他这方面的成就，学术界曾专门作过精辟概述：如冰释司马迁《屈原列传》之惑、发覆《楚辞》成书过程、破屈原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揭“屈贾合传”之因，等等。其论著无不步步深入，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现在，由他所开创的“汤氏学派”或曰“汤氏符号学”已成为国内辞赋研究乃至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他本人也被学界推许为是继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先生之后的又一楚辞学大家。
这里简述他关于楚辞研究的几个重要论点。
屈原的生平事迹，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资料。但我们今天所看到“屈传”却存在着很多混乱，致使研究者聚讼纷纭，有人甚至借口这些问题，而否定屈原存在。1962年初，他在《文史》创刊号上发表的《〈屈原列传〉理惑》一文，成功地从五个方面证明了今本“屈传”中由“离骚者，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以及由“虽放流”至“岂足福哉”两段文字，是后世浅学割裂刘安的《离骚传》窜入的，并非司马迁原文所固有。这个发现解决了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研究中的诸多悬案。当时学术界就认为是“不刊之论”，誉之为“拨开云雾见青天”。关于屈原的生年月日，千百年来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他根据1976年陕西出土的周代“利簋”铭文，从文字学、天文学、历法学等方面，详加考析，证明了屈赋“摄提贞于孟陬兮”是用的岁星纪年，从而成功地推算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学术界认为此说“合理而可信”。他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不仅纠正了《楚辞》成书于西汉元、成之世的片面看法，而且也纠正了流行近两千年的《楚辞》是刘向一人所辑的错误传说。他认为《楚辞》一书最早的纂辑者当是宋玉，而贡献最大(即纂辑增补最多)的则是淮南王刘安。甚至还为确定某些篇章的作者也提供了新的论据。此文首次直接而细致地为世人揭示《楚辞》学的悠久历史和研究盛况。关于屈原被疏放以后，为什么不肯远游他国，以谋有所建树呢？从司马迁起历代学者代有论及，但结论无外或曰忠君或曰爱国，他则认为“强烈的民族感情”才是屈原的行为指南。学术界曾把此说许为佳论。如高尔泰先生就认为此说“远比简单的爱国主义说要正确和深刻得多”。他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一文，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事实和声韵等几方面论证了《离骚》完全不可能是淮南王刘安所作。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编辑的《古籍整理简报》(1984年8月1日)说：“汤炳正先生……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论证翔实严密，很有说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辑的《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说：“汤炳正先生……用雄辩的事实全面，驳斥了‘否定论者’认为《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谬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文学艺术概评》一书说：“汤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看来《离骚》作于淮南王刘安之论，可以休矣。”千百年来凡谈及《楚辞》者，无不称赞屈原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能力；然而在这方面进行开拓性探索的著述却寥若晨星。他的《屈赋修辞举隅》不仅归纳出屈赋中“譬喻”“借代”“比拟”“双关”“联迭”“重现”“倒置”等七种修辞手法，而且在辞格的分析、解说上也是新见迭出，妙语如珠，启人神智，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修辞语法学的内容。在屈赋修辞规律的指导下，他解决了前人无法解释的许多语言难题，使读者对屈赋语言之美由不可言传而至于可以言传。如对《湘君》《湘夫人》中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等诗句，古今众说竞起，治丝益棼。其实，它们“是诗人用双关的修辞手段写人神男女之间依依惜别的悲欢离合之情”。关于此“精彩解读”，何新先生曾以《关于“捐玦”、“遗佩”----汤炳正说》为题，刊于其《爱情与英雄》中。在《屈赋语言的旋律美》一文，他总结出的屈赋“首、尾韵”、“中、尾韵”等现象，又在壮族民歌的“腰、尾韵”中得到印证。姜亮夫先生称他这方面的研究，“比过去的人强得多”。而赵逵夫先生则认为他“破译了屈赋语言中的一些密码，为我们吸取屈赋语言、文学、美学上的精华铺平了道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屈赋奠定了新的基础”。
汤炳正的本行是语言文字学(过去称“小学”)。这门学问既是他一生探索的对象，又是他研治古典文学的利器。他曾说：“如果不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学遗产的诸多艺术现象，也无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而他这方面的成就实在并不逊色于其楚辞研究，只是被楚辞学家的盛名所淹而已。他的《语言起源之商榷》一文，发凡起例，提出了语言起源于“容态”与“声感”语的观点。他说，当初民由“手势语”进入“口头语”的初步阶段，口头语总是通过种种特征来表达事物形态或性质的。如“狗”与“犬”二名，皆以口吻形状之圆曲，表达其尾巴钩捲的特征。并从“名”“问”“音”等字的音义结构，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类口头语产生的主因。这篇论文一经问世(上世纪40年代)，即引起很大的反响——有赞扬当然也有反对。但近年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论断，“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其重大理论意义当能激发起世人之共识”。又有人指出他的研究成果，是当前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三大可行路径”之一。
汤炳正当年受太炎先生的赏识，并非其墨守师说，而是因为他对待学术的执着精神。他在章门就读时，就不同意老师对中国文字中“表数字”的解释，并专门写了一篇《释“四”》作“别有一解”，发表在《制言》杂志上。又如太炎先生认为《说文》中之有“歧读”，乃文字之“逾律”现象；而他则认为此乃初期文字的必然规律，并非什么“逾律”。他怀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勇气，历时40余年而撰成《〈说文〉歧读考源》。此文以《说文》中的“歧读”为中介，研讨初期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根据云南纳西族的“异读”，日本型的“训读”、高丽型的“误读”等现象进行分析，证实这种现象反映了“从表达意义之图画走向标记语音之文字，其间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文字与语言之间是处于游离状态与不稳定情况之中，甚至在语言与文字已经基本结合之历史阶段，仍然残存少数语言与文字之间若即若离之奇特现象”。因此，他提出“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文字只是在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亦即文字之产生并非记录语言的符号。后来汤先生在给其孙汤序波的几封信中也相继谈及此问题，他说：“前日你寄来那本《东方文化》上，有一篇《汉字与中华文化》，对我的‘文字不是语言符号’的观点，无形中得到支持。可见过去学术界的浅薄盲从，实在可笑。”“我又写了一篇《给〈东方文化〉的一封公开信》，副标题是《在汉字讨论中所想到的》。此文，在我‘歧读’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把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两千多年世界性的定论，作了全面的冲击，而建立了我的学术结论。”“我致《东方文化》的那封信，你最好把它加入传记的‘语言文字’专章。我感觉，百年以来，写中国文字发展史者，皆以篆、隶字形的演变为纲，千篇一律，不能从本质上看问题。如果有人能根据我的意见，从文字表义表音的演变过程，加以研讨，则可以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文字发展史》。我老了，无能为力。但能把这个意见写在传记中，定对后之学者有启发。”汤炳正这种视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四
汤炳正既是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教学上，他最大特色是：循循善诱、金针度人；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他曾对学生讲：“我向来主张把某些有名的学术论文拆散来研究、分析。即把已经绣成的鸳鸯一针一线地拆开来看。这样就会看出很多窍门、方法。”不管是讲授什么课，他都坚持给学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是自己的独得之秘。比如说做学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他曾这样告诫学生：“其一，我们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证；其二，我们搞科研时应注意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又尝说，“在阅读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应当一字不苟；欣赏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感叹号，在感情上要能产生共鸣；研究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问号，追根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问题提的深度与高度如何，决定了你研究成果的大小。问题提得愈有高度、深度，那你的科研成果就愈大”。如关于他的《楚辞讲座》一书，有论者认为就内容而言是专题性的，在传授系统知识的同时，着重讲学界还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是示例性的，不仅对欲治楚辞者，就是对一般的古典文学研习者来说，也极具启发意义。他“宛如武林高手演练童子功，一招一式看似平平常常，而实则蕴含一生武学修为”。难怪此书一经面世，即登上了各地畅销书的排行榜，被誉为世人了解楚辞学的“迷津宝筏”，力之先生断言是书为“研习《楚辞》最好之‘入门’”。
汤炳正还是一个写旧体诗和散文的高手。上世纪30年代，他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纪念“九·一八”》、《登长城感作》、《咏梅四首》、《故宫行》和《彩云曲》等诗词佳作，其中尤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长篇歌行《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被诗界誉为“有元白遗风”。当时著名诗人金震出版《东庐诗钞》时，请他和“同光体”主帅陈衍为诗集作序。陈衍乃诗界前辈，他不过是个小青年；由此也多少能看出他在金氏心中的地位。他诗学取径唐人，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诗作总体上受杜甫和白居易影响甚大。他对诗歌的见解，承钟嵘主张“直寻”、不贵“用事”，反对獭祭典故。赞同太炎先生说的“后人才不如古，乃以典故为文饰”的观点。日前，我读到一篇关于小说家阿城的访谈录，也可以拿来说明这个问题。阿城说：“八十年代我发表小说，我父亲从杂志上看到了，批评我在小说里提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就像写诗，用典，不是好诗。唐诗不大用典，并不表明他们不知道唐以前的典故。”
汤炳正的散文影响似乎要比诗词大些，按戴明贤先生的说法是“散文尤其出色”。他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散见于《大公报》、《草地》、《人民文学》、《散文世界》、《散文》《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报刊上。数量虽不多，却字字如珠，句句似锦，自成一格，为读者所垂青。他的散文集《剑南忆旧》出版后曾连印两次，即是明证。这里谨以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散文世界》(1989年第11期)的《编者小语》作为结束语：有味的是，老学者汤炳正先生所撰的《无名书屋话沧桑》一文，其甘苦难分的沧桑感，正是岁月沉积的结果，通过作者的睿智与豁达的滤炼，更别具光彩。 (作者： 孟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