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床”改造了我和电视观众
使得传统文化从我这儿走向民众的是2004年。《百家讲坛》打电话找我，想邀请我去说《聊斋》，打了一个电话交流交流，我就上去了。但是我发现上的不是《百家讲坛》，而是一张“魔鬼的床”。西方神话当中有一张“魔鬼的床”，这张床有固定的尺寸，这个尺寸就是把高个拿来切短，矮个子拉长。《百家讲坛》就如这张床将我的讲课方法改造了。当时我就把讲稿传给编导，心里觉得你邀请我讲《聊斋》，我都讲了多少年了，老和尚念经我上你那儿再念一遍。但是电话打过来却说：“马老师你的稿子要改。”我当时就愣了，我心想你是谁，这么多年了我写的文章不管是论文、小说、散文我怎么写编辑就怎么登，哪有跟我提意见的。我说怎么改呀，他说不需要这么多的理论，不需要讲这么全面，请您增加悬念，请您以故事为主来讲，您的理论分析有几句画龙点睛就可以了。听完以后我说，这还有学问吗？编导说，电视是另外一门学问。
我确实发现我们在电视上讲课和给学生讲课不一样。我在学校里面开《聊斋志异》《红楼梦》专题课，我把有学术前沿、丰富资料、有详细考证的内容讲给学生听。比如《红楼梦》的作者讲一个星期，版本讲一个星期，我的博士生只有一个人来听，硕士生三四个人，本科生全选这门课的不超过80个人，但是电视上的观众是以百万计。我亲自通过考试招进来的研究生来听课，他们是为学知识也要拿学分，但是观众不一样，遥控器在他们手里，谁讲的好他们就听谁的。这是多么不同的一种概念。我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聊斋》，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去诠释我已经诠释了好几十年的《聊斋志异》的魅力。我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
2005年年初播出马瑞芳说《聊斋》6讲，我当时正在山东省参加人代会，《百家讲坛》把电话打给我，兴高采烈地说，真的没有想到《说聊斋》创三年周收视率最高。很多人关注了这么一本文言短篇小说，说明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编导没有想到的。
那么在做电视讲座的时候是不是编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呢？我的体会也不是这样的。比如编导他对我的要求是尽量地多讲一点爱情、婚姻特别是女性。《马瑞芳说聊斋》录完了以后又录了《神鬼狐妖》和《细说聊斋》，总共二十四讲，这里面婚姻、爱情和女性占一大半，但是我坚持《聊斋志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郭沫若先生的一副对联“写鬼写人”“刺贪刺虐”，播出以后观众反响很好，说“说聊斋”既有群众性又有学术性。我还接到我崇拜的大诗人柯岩夫妇的电话，说我讲的对他们很有启发。我到中国作协开会，张平、陈忠实、贾平凹还有美女主席铁凝都说是我的忠实观众。说聊斋的观众从老延安一直到小学生。我孙女8岁，坐在那儿45分钟看《神鬼狐妖的魅力》。我说奶奶跟你们老师讲的聊斋相比怎么样？她说差不多。我很兴奋我终于达到小学一年级老师的教学水平了。
播出《聊斋》还对蒲松龄故居提供了一些帮助，他们本来是省级文物单位，一播《聊斋》参观人数剧增变成国家级文物单位。我还接到上海中学生的信。有一个上海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跟我写信，他说他自从看了《马瑞芳说聊斋》他就看文言的《聊斋志异》了，之后还有他父母写的附言说，你一定要给我孩子回信，我孩子一直不看这些书的，你一定要鼓励他。所以我就和这个孩子通起信来。
林黛玉眼睛的一种研究两种表述
我走出了象牙塔，但是我的学生说什么呢？我的硕士生跟我说，马老师你在中央电视台讲《聊斋》你讲的深度连给我们讲的1/3都不到。我说对呀，全国人民不都是古代文学元明清专业的硕士生，至于民众当中有哪一位想知道我们课堂上的研究也可以。请看我的专著。其实电视上讲的和同名的书写的也不一样，这是学者们很用心的地方——在电视上讲得非常通俗，很口语化，但落实到出书要加很多材料。
最近我先后在江苏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讲《红楼梦》，我说贾宝玉和林黛玉见面，他首先看到林黛玉那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眼睛：“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我在电视讲座上讲，这个眉毛和眼睛可不简单，来自两个经典，一个经典《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颦”，第二个就是《西京杂记》，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我说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眉毛，曹操就要求身边的美女每天画眉毛，根据蛾的触角来画。但是我在书里面很详细地告诉大家，关于林黛玉的眉毛在《红楼梦》的版本有九种说法，哪九种一一分析。如果在电视上也这么说，观众就会说这个老师她是在讲《红楼梦》，还是从美容院来的呀!
我的体会，电视讲座有利于学者走向民众，电视也有利于我们去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说关于狐狸精的一些新观点，我是在电视当中提出来的，其实这在西方很平常。比如说萨特，他的观点先在电视上讲然后才出书。而现在通过上电视，学者确确实实走出了象牙塔，使得我们的研究因为群众的参与、因为信息的反馈得到了深化和提升。所以就很像唐诗里的一句话，学术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走入寻常人家。
电视让学者有为，但是学者应该尽量使得电视深刻。谢谢大家！
审视电视讲座的可持续性
文汇报：央视电视讲座成功后，不断有地方电视台效仿，你们认为，电视讲座这种方式是否会遇到瓶颈，还有其他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吗？
马瑞芳：电视讲座与学术论文、图书一样都会有好有坏。最好的优胜劣汰办法就是观众的选择。另一方面，电视讲座以及社会上的各类型讲座也亟待有关部门的引导和规范。因为收视率不能完全说明一个讲座的档次。那些媚俗的、迎合低级趣味的话题尽管可能收视率较高，但也该取缔，而真正高雅的、传播真善美的讲座则应大力提倡。
其实，各类讲座铺天盖地地兴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求量大。但主讲人的能力和学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讲座的档次。
王立群：的确存在各地电视讲座的“跟风”现象。事实上，一个新鲜事物成功后，往往会有自我挑战的困境。我不是百家讲坛的设计者，从播出的电视节目来看，它也在主讲人和主讲内容两条线上寻求多样化。比如，内容扩展到讲京剧，讲三字经，讲四大传奇；主讲人也一样。甚至出现了一种文本的多元解读，如《红楼梦》有学者讲，剧本创作者、作家讲。这说明这个节目在不断贴近观众的需求。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大众需求的，从天文地理、医学哲学，无一不可，关键是要讲得好。当代人的生活存在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比如读《史记》，我提倡四种读法：一是读原著；二是读今人的注释本；三是读普及本后再读相关章节；四是就读普及本。每个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