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艺境拓展的得失
研究毛泽东诗词创作可以发现，在他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时，也在不断拓展着艺术境界，其中有得也有失。究竟怎样评估诗人艺境开拓之功？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第一，关于诗歌“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提出。毛泽东认为，诗歌艺术是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构成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但更强调浪漫主义这一面的主导地位。他要求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有“远大的理想”，而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就是体现这种要求的。他的诗词总有一种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使人产生战胜恶势力的勇气，激发起赢得未来的信心。这可以说是毛泽东诗词的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诗词创作中是有差别的。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面临的形势严峻、险恶，他的诗词创作面对这种现实，表现出冲破罗网、排山倒海的力量。这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的显示，是再造新世界自信力的显示。这些是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诗词中浪漫主义精神的本质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领袖，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党的领袖。他自信代表全民全党的意志，领导着人民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为保证社会主义江山稳固而反修防修。他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创作的诗词中，理想抱负可以从心所欲地抒发。如《水调歌头·游泳》：理想的建设速度；《蝶恋花·答李淑一》：理想的告慰烈士方式；《七律二首·送瘟神》：理想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七律·答友人》：理想的家乡面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战胜“妖雾”结局；《卜算子·咏梅》：理想的个体人格；《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反霸结局；《杂言诗·八连颂》：理想的群体性格；《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理想的防修行动；《念奴娇·鸟儿问答》：理想中的防修战斗场面；《七律·洪都》：理想中一代新人的出现，等等。总之，与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一篇《念奴娇·昆仑》以虚幻想象的方式抒写社会理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诗人的各种理想可以说得到了自由抒发。这些诗词比起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大大拓展了艺术空间，在扩大艺境广度上是有意义的。
也应当看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提出是在1958年那个浪漫的年代，毛泽东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明显过多地偏向浪漫主义。他还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的诗，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作为个人爱好，像李贺那样一生耽于幻想也无可厚非，但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反映政治意向就有了弊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政治对手比作“苍蝇”、“蚂蚁”，喊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让人感到失于空乏无力，而《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结语又容易与十年动乱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晚年心态变得脱离实际，写诗过多追求幻想，到“文革”初期所写《七律·有所思》时脱离了反映人民意愿的真实状况，而最后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则到史籍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略，更显得既无现实主义又无浪漫主义了。
第二，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主张的提出。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提出的观点。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对赋比兴作了解释：“赋属于写作，比兴属于修辞”；“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就是用来寄托”；“兴也是比方，不过是一种暗比”。所以刘勰说：“比显而兴隐。”在《诗经》中可以将比、兴分开说，而在楚辞中比兴连用作为寄托方式，到后来比兴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应该说，“赋是最基本的写作方法，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毛泽东的一些上乘之作也大都用此法写出，为什么在1965年突然强调比兴，而把赋法放在次要位置呢？
毛泽东虽然采用朱熹的观点将比兴分开说，在创作中却是采用楚辞比兴连用式。这种方法的采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诗词中又呈现不同状况。新中国成立前全篇用比兴即寄托方式写出的诗词不多，最突出者应属《念奴娇·昆仑》，作者把早年就已形成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理念借评论昆仑写出,改造中国与世界两方面恰好在上下阕中分别言之，这里所用显然不是赋法，只是比兴用法更为曲折的使用。还有一篇《十六字令·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党内外出现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不仅用赋法写山的险峻，还寄托着“天垮下来擎得起”的政治抱负。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大都在战争环境中创作，要应付环境、为生存下去频繁地战斗，实在有太多的事可以敷陈直言，用赋法自然多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则发生了变化。诗人开始为表现政治理念而有意采用比兴寄托式，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开头就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一唱雄鸡天下白”写新旧政权更替带来的巨变。此法的大量使用是在1959年写《读报》诗以后。1959年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上。赫鲁晓夫第一个充当了他诗中比兴的材料，因其无原则地献媚帝国主义而比作“涂脂抹粉”的娼妓，因狂妄干涉我国内政而比作“狂蜂”，进而又把赫氏带头的反华势力比作“凶神”、“恶煞”。总之，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把敌对势力一律用牛鬼蛇神、害人虫等丑恶之物来比喻。这种写法一直持续到1966年写《七律·有所思》。1965年他致陈毅信中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写诗就是用比兴两法，实在是这一阶段他创作体会的总结，并不符合此前与此后的大部分创作状况。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大量使用比兴，确实让他的诗词出现新的面貌。他继承发展了屈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的比兴传统，既写出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又写出了正义一方必然战胜对方的趋势，如：“妖为鬼蜮必成灾”与“金猴奋起千钧棒”（《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已是悬崖百丈冰”与“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冻死苍蝇未足奇”与“梅花欢喜漫天雪”（《七律·冬云》）；“有几个苍蝇碰壁”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万怪烟消云落”与“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井冈山》）；“蓬间雀”与“鲲鹏”（《念奴娇·鸟儿问答》）；“败叶纷随碧水驰”与“青松怒向苍天发”（《七律·有所思》），等等。作者敢于应战与挑战的人格在这些诗里得到了体现，让人感觉到他在指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当时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这些效果都是突出运用了比兴手法而不是赋法才收到的。
比兴手法运用最好者当属《卜算子·咏梅》，将物的自然之美与人的德善之美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传统文化中梅花因不畏严寒具有比喻美德的特定意义，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又赋予它“不争春”只报春的共产主义道德内涵，这样就收到了“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效果，使这首咏梅词成为绝唱。细加品味可以看出，这首词极具词体幽微深隐之美，豪放其内婉约其外，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达到了高度统一。毛泽东晚年对比兴手法的强调、使用，开拓了艺境空间深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创作中多用典故（也属比喻），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咏史诗词，目的当然是用古比今来证明今天行动的合理性。这类诗词有写得成功的，如《贺新郎·读史》，但也有些形象干瘪，缺少诗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