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热。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研究相当热闹，而且主要是讲弘扬，很少讲批判，有的甚至认为只有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能“拯救世界”，还有的认为“西方不亮，东方亮，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又有人认为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而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则是精华，或主要是精华。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积累下来，并不断发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反复进行过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见。
一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确有不同。无论从理论上或从事实上看，传统文化要广泛得多。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其中确实是精华与糟粕杂陈。而传统文化中积累积淀下来的传统，固然有好的，但不好的或糟粕则更多些。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愈益严厉和专制主义的惯性，一直到后来还看到它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最为活跃。那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候，旧的贵族势力衰弱，新的地方势力兴起。手工业、商业也有所发展。周天子虽仍然是“天下共主”，但诸侯国日益强大，逐鹿中原，争霸称雄，征战不已。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重视，“重士”、“征士”、“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然界进行了新的观察探讨，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及史家等各种学派，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在许多方面是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学说（加上从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发挥，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或实学等，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学术理论等都有所发挥或发展。但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越到后来也越为缓慢，乃至成为八股教条而僵化，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特别是尊卑贵贱、君道臣节、专制主义尤为严重。
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很长。远在商代，君主就自称“余一人”，以示其独尊无二，其行政治民叫做“牧民”，周代君主称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运”，管治兆民。春秋战国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如管仲说：“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独操也。”生杀予夺，贫富贵贱，皆操于君主之手，正是君主专制的体现。韩非则认为：“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又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诸侯，以其威势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杀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势，就可以稳固专制独裁。他还提倡中央集权，认为最理想的统治形式，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有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一断于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是肯定德政礼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称赞子产的“宽猛相济”。子产是郑国大臣，曾铸刑书，是法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病危，曾对其子说：“我死，子必为政。”告诉他为政当以“宽猛相济”。孔子得知后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谓“猛”，即是严刑酷法，不惜民残的。“宽猛相济”，亦可谓德法互补、礼刑结合。这种传统的影响也很大，以后儒法结合即源于此。
秦始皇依据法家学说，厉行法制，富国强兵，削除六国，建立起中央专制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颁布严厉的刑法，建立起绝对皇权。他认为自己功盖华夏，超过历代君王，故不称王，而谦称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称自己是这个大帝国的皇帝，自称曰“朕”，朕即国家，并制定一套尊君和统御全国臣民的机构和制度。西汉初年，鉴于秦法繁苛，以致很快灭亡的教训，曾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但仍坚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则。汉宣帝就曾对其太子（后为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以后各代的儒法互补、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等，实际上都是“宽猛相济”，“霸王道杂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