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什么要把那些“事”“标志”出来？诗人将那些事标志出来，是为了“保存－存留”。诗人要将那些“已经不存在”，或者“正在不存在（消失）”的“事”“存留－保存”下来，“传诸久远”，诗人的作品，保存了“存在”，不使“消失”，使之“存在”。“诗”保存了“事”，保存了“（历）史”。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生之无常，觉今是而昨非，而“今是”也会成为“昨非”，甚至“今是”就是“昨非”，“是”“非”不是一般道德论的意义，而是存在论的意义，“存在”与“非存在”交替出现，原本也是“一”。苏东坡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自其“非存在”观之，一切皆归于“无”；然则世间尚有“存在”在。“诗”就是使“存在（什么－事）”“存在”的一种方式。“诗”为“思（想）”方式，也是“存在”方式。“诗”将“存在”“标志”出来。
“诗”不仅仅是将“过去”的一些“事实－facts”列举出来，或者揭示诸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将已经“消失”了的事实“存放”在“语词”之中，“诗”中的“事情”并未“消失”，并未成为“非存在”，“诗”不使“事物”“消亡”，甚至“挽救”事物之“消亡”。
如从实际“功用”角度看事物，世间万物，莫不“被消耗”，就具体事物言，莫不从“有”到“无”，海枯石烂，日月沧桑，然则此情绵绵又并非仅仅为诗人的夸张。并非是这个精神性的“思”，反倒比“石头”还要“坚硬”；只是说，“诗”不“消耗”任何“事物”，而只“存留”“事物”，甚至包括它自己所用的“语言”。
“话”出如风，人们常是“得意”而“忘言”。语言作为交往的“工具”，的确只是一种“形式”，其“意义－意思”是主要的，“理解”了“意思”，“语言”的“形式”是次要的。
“诗”的语言则不同。“诗”不“消耗”自己的“语言”，并非“得意”就“忘言”。“诗”的“意”和“言”，不可分割。“意”就“住”“在”“言”里。“诗”的“什么”与“是－存在”不可分。“诗”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语言。
“诗言志”，“言”和“志”不可分，二者合而成为一种“存在”方式。“诗”固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一种“存在形态”，体现了“意识”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为它们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时代的，历史的。
“诗”中的“事”不是抽象的“事实”，不是某种或某些抽象的“属性”所能概括得了的。何谓具体的、历史的、时代的“事”？
“事”是“人”“做”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之中，是有“限制”的，于是“人”之所作所为，也都是具体的、有限制的。亦即，“事”都有其“情况－status”，亦即希腊人以及晚近福柯说的“ethos”，所以，我们说“事物”，也说“事情”，“事物”是有“情况”的，不是抽象的。
这个“事物”的“情况”之“情”，不仅仅是“感情－情绪”这类的主观欲求和情绪，而带有客观的历史性。它是“事物”的实际－真实“情况”，而不是“事实”属性之间的单向关系。
如果把“历史学”作为一般的编年史——如同古代希腊人那样，则无怪乎亚里士多德要说，“诗比历史还真实”。此种“历史”，只是单纯的记录“过去”了的“事实”，而“诗”则是全面地“存留”着“历史”的“存在”。“历史”记载着“非存在（过去了的，现已不存在的）”，而“诗”“标志”着“存在”。“历史”面向“过去”，“诗”则面向“未来”。单纯的“历史”竟然可以是“非时间性”的，“诗”才是“时间性”的。既然一切现实、真实的东西都是“时间性的”，于是，就古代希腊的情况来说，亚里士多德就有理由说“诗比历史还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