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封建文化的经学，也渐成强弩之末，势不久长。
然而，任何旧事物、旧思想，总不会自动消亡的，在其渐趋没落之际，还会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经学也是这样。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一些封建遗老遗少又把作为封建社会圣人的孔子、作为封建政府“法定”的儒经乔装打扮，狂吹烂捧，什么“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陈焕章：《孔教会序》，见《孔教会杂志》一卷一号。>，一时尊孔读经之风，甚嚣尘上。这股复古崇儒思潮，与封建帝制的废除、共和政体的建立紧密相连，把推翻封建帝制，说是“非革满洲之命也，实革中国数千年周公、孔子之命云尔”<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见《不忍》杂志第四期。>，想以封建纲常名教“良药美方”的孔子儒经来恢复旧秩序，为复辟帝制、颠复共和制造舆论。
可是，复辟是不得人心的，儒经也不能“移易人心”。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迅猛掀起，它对经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批判，具有前所未有的威力。陈独秀对经学的理论核心“三纲五常”的批判，鲁迅对封建旧礼教的批判，吴虞对《儒教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的批判，把反封建思想和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动摇了。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它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破坏，涤荡了污泥浊水，统治二千多年思想界的儒家经学也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历史舞台。
八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它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新的特点，又象一股绳索缠绕着知识界。
既然汲取西方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就毫不批判吗？并不如此。近代思想恰恰又是在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鸦片战后，龚自珍、魏源对传统经学曾经“冲击”；中法战后，康有为更对汉、宋两大学派猛烈扫荡；辛亥前夕，章太炎对康、梁等奉为神圣的今文学派也诋之不遗余力，能说他们对传统的儒家经学没有批判吗？
问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儒学，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一派别或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的反封建儒学；他们反对以孔子为偶像的儒家某些学派，捧出的还是孔子偶像，往往扮演出以儒经反对儒经、以孔子反对孔子的闹剧。他们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曾生怀疑，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索提出了古籍真伪等课题，破坏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了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然而，孔子的权威并未动摇，像康有为那样还想用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对封建势力又是那么妥协。
问题又是，近代的思想家看起来争论的是经籍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如辛亥前夕，章太炎利用古文反对今文，又是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
至于一些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也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曾国藩的“汉宋兼容”，张之洞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又适应历史的变化，利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也谈“西艺”，强调的还是“明纲”、“教忠”，也只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
近代经学，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接触西方文化，要求改革现状，但他们不敢动摇孔子的权威，不断搬用传统的儒经，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有时还以“经学”的形式展开，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进步的思想家摆脱不了儒家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经学传统的牵制束缚之深，可以概见。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才发生变化。由于经学在我国流传甚久，传统影响很大，经书及其注释中也保留了古代的历史和思想资料，要批判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还脱离不了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但作为当时的文化思想却不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理。( 作者：汤志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