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庸》
《中庸》是儒家又一重要经典，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大学》。程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孔子之孙，他是战国初人，相传《中庸》为子思所作。但就其内容考察，此书不可能成于《易传》之前，至少是同时代的作品。而且“孔门心法”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孔子当时还没有这样深刻系统的思想。为了弥缝其中的矛盾，朱熹作《中庸章句序》时将其加以虚化，不提孔子，并将这种“心法”的由来上推至尧舜。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朱熹这段话，将程颐的“孔门心法“虚化为上古圣人之道统，而且具体寻到了这一道统的源头，源头就是“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允执厥中”倒也有此一语，但不在《尚书》的《尧典》，却在《论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奇怪的是这话出现在孔子及他的弟子们的言论集中，却不见孔子及其弟子对此有任何评论，可见孔子根本没有见过这段话。由此可知，关于中庸的道统、心法，与孔子无关。至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虽然警策深刻，但却出自《大禹谟》，而《大禹谟》是公认的伪《尚书》，不足为据。这样，有关中庸的心法道统，就不得不另寻源头了。为了能更好地追本溯源，我们先对《中庸》的主要内容作个介绍。
《中庸》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认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告，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故《中庸》开篇便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必修之道是什么呢?《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本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本，和为道，合而言之“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
“中和”又有分合之谓，合而言之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分而言之，“中”指思想方法，而“和”则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效果。《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知“中”的本身并非喜怒哀乐，而是指对喜怒哀乐的持中状态，就是说对喜怒哀乐等情欲要有一个适中的度的控制，过度的喜不叫喜，过度的乐也不叫乐。朱熹注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性即本性，本来的状态，也就是本身固有的质和量。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中节，这就叫和。因为效果的“和”决定于方法的“中”，所以程颐解释中庸一词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易说的是不可更易，不是别的不可更改，而是“中”的原则的不可更易。
《中庸》既是以致“中和”为目的，但如何才能致中和呢?《中庸》提到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至诚无妄的心态。《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的作者认为，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要想能“中”，首先要诚。不仅要诚，而且要“至诚”。只有至诚，才能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的大事业。什么原因呢?《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与天地并列为三，说明是人的思想品德智能的无比高尚。这种无比高尚的境界是逐步达到的，而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至诚”，因为只有至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天性，也就是天地无私之性，能尽自己之性就能尽他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就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就能参与天地化育。当然这仅是作者的推理，不一定全是事实，作者据此立论而已。
至诚虽然可以推而至“赞天地之化育”，但主要的功夫还是诚已，故《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这里的“诚”也就是《文言》“修辞立其诚”的诚，不过《中庸》的作者将它提到了更大的高度。诚者实也，所有物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凡是存在物都有它的实体，有它的实有性，这种实有的性质就叫“诚”，所以说“不诚无物”。人是一种存在物，有它的实体，有它的实有性，不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这个实体，所以“君子诚之为贵”。诚的反面是不实，所以朱熹解释说：“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
儒家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己”虽然是诚的主要功夫，但却不是目的，所以《中庸》又说：“诚者，非自成己后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因为“成己”的目的是为了“成物”，而物又是无限的，所以“诚”的任务也就成了无限。《中庸》接着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随着“诚”的不断深化，随着“成物”的不断扩大，诚的主体的道德修养也日益增进，由博而厚，由博厚而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于是“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
因为诚是客观物质的属性，所以“诚”本身是一种天道，也就是一种天性，人能充分发挥之，熟练地运用它，也就成了人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者”就修养境界而言，人修养到了至诚的程度，就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诚之者”就修养过程而言。那么，诚的修养主要有哪些过程呢?《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无不可至了。这就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致中和”，只要有心。
诚的反面是伪，所以“至诚”还得与欺伪作斗争，不但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能忠能恕，也就距中庸之道不远了。然则哪些东西是忠恕呢?《中庸》举了一个最为浅显的例子：“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凡事都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凡不愿加在自己头上的，决不强加在他人头上。这样，人间就多了许多理解，增长了许多“中和”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