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该何去何从？《国故》与《新潮》之争以后，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1919年11月，胡适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在该文中，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毋庸置疑，其中对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关系的解说，仍主要是此前“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余音绕梁。[19]但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言，则更多的是对刚刚结束不久的《国故》与《新潮》之争的反思和总结。
在此文开篇，胡适劈头就阐明：“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由此出发，他具体分析说：“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接着，胡适针对“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在他看来，“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
与此同时，胡适还申明：“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并且阐释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至于如何“整理国故”，胡适提出了四个步骤，并分别加以论述。他指出：“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他还批评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最后，胡适总括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对比于《国故》与《新潮》之争诸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论述所谓“整理国故”四个步骤时，他对“国故”的看法，显然是汲取了毛子水认为“国故”是“杂乱无章”的观点。[20]他一再强调的“科学的方法”，也无非是重申了毛子水、傅斯年的见解。至于他主张用历史进化的眼光寻出学术思想的渊源，则明显是对毛子水、张煊二人所达成“温故知新”共识的肯定。而他之所以在此时重提“再造文明”，更无疑是受到了《国故》与《新潮》之争的直接触动。[21]
但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也对“整理国故”做出了独特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明确提出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主张，从而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得以骎骎而起。（作者：卢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