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先生把所引《江水篇》中的“大江”指认为“蛮河”。请问，小小的“蛮河”水道中，能容纳“百里洲”在内的数十洲吗？“蛮河入汉处”会有可建“渚宫”这样的“大渚”吗？
石泉先生不顾《水经》的整体论述，把“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扩大到专论长江的《江水篇》，说《江水篇》篇中的某“大江”，当指今“蛮河”；某“江”应指“汉水”。这难道不有违作品之原意吗？
不管《水经》和《水经注》有多少差错，《江水篇》中所记载的中华第一大河，是长江还是真实的、无可置疑的。《江水篇》中的“江”、“大江”只能指“长江”。把这个大方向搞错了，就无从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更不可能有“严密的逻辑推理”。石氏抛开这个大前提，片面地引用后人的某些文字细节，推导得出“大江”，当指今“蛮河”。其结论难以成立。
石泉先生说，“先秦典籍中的湘、资、沅、澧诸水不能在长江以南。”在石泉先生笔下，楚国境内十几公里的涌水，二、三十公里的夏水，一百来公里的蛮河，还有长江以北的所谓“古‘湘、资、沅、澧’”这些小河都是古籍中描述的对象，可是几千公里的长江，楚国境内几百公里的今之“汉水”，今之“沮、漳、湘、沅、澧……”等大河，古人却很少、或没有记載。这类怪事，怎能让人理解呢？
三、秦汉古江陵城的位置
石泉先生说：『考察古夏水地望及其源流，关键在于先要弄清古江陵城、华容县的位置及其他相关古地名之所在。』[3](P52)。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简略考察一下秦汉古江陵城的位置。
《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汉书·地理志》:“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绕，亦一都会也。”
1975年纪南城凤凰山168号出土汉墓木牍，1990年，纪南城东高台18号汉墓出土木牍，都证明汉江陵在长江之滨。
2002年夏，“里耶秦簡”J1（16）52簡牍面世，其上记有南郡“鄢”到洞庭郡“迁陵”县所经站点及里程：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6]“鄢”，秦縣名。“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它可能就是石泉先生所说的“今宜城南境之楚皇城遗址”。
睡虎地秦簡《语书》記載，秦王政七年，喜任“鄢令史”，可见秦承袭了楚“鄢”之名。从鄢到销184里，销到江陵240里。可见“秦江陵”不可能在“今宜城之楚皇城”，而是在长江边的“今江陵（荆州）”境。
按黄盛璋、李学勤等学者对现存的 战国“江陵行邑大夫玺”（或“江陵行官夫人玺”）的考证，也明证战国时期既已有作为地名的江陵的存在。
《史记》、《汉书》、出土文物都有“秦、汉江陵城”在长江边的确证。
再来看 桑钦的《水经?江水》之记：“江水又东，会沮口。又南，过江陵县南。……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径郢城南。”其江水为长江，江陵在长江北岸，均正确无误。
晋·陈寿的《三国志·王基传》：“基对曰：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也说明其时江陵在沮、漳二水之滨。
而石氏对《江水篇》的所作的“订正、删补”，多数属于偏离原著的窜改。这些文献和出土文物完全可以否定石泉先生的臆断：『根据我们前此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秦汉至齐梁时的古江陵城都是在汉水中游西岸今宜城县南境。具体地说，楚郢都、秦汉江陵当即今宜城县南境的“楚皇城遗址”。』[3](P52)
石泉先生，把自己引用并采信的《史记》《国策》和《水经·江水篇》中，行程数千里的“大江”，说成是短小的“蛮河”；认为蛮河水道中可以容纳“百里洲”在内的数十个洲群；秦国可以从蛮河上游山区的小河沟里，用船往楚国大量发兵……。一个以严谨自诩的学者，竟然如此脱离实际，做出许多有违常识的解读和推论，着实令人深思。……
注释：
[1]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10
[2]諸祖耿（1899～1989）撰《戰國策集注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3]石泉/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昌1995 06 P47-55。
[4]汉 桑钦撰《水经》
[5]石泉、鲁西奇《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02）：P51-71。
[6]马怡《里耶秦简选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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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人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