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是以群体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但它与现代以团体为中心的道德话语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处理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而现代道德在本质上则是个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现代化的迅速展开、公共生活的发达，呼唤具有“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然而，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仅仅是旧制度温顺的“臣民”。所以，作为现代性成长土壤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成长十分缓慢。
较早意识到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性异质冲突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他们率先向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发难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重大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才真正找到这个‘本’。这个‘本’，就是负载着文化的‘人’。但不是旧文化体系所规范的那种意义的人，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自强之道，就是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而走上世界强国的道路，而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改造人的精神素质，重塑国民的灵魂，便是开启我们民族现代化大门的钥匙。这就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找到的民族更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通过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异质冲突的考察，使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出中国人的精神发展的走向与困境。在“传统”源远流长，“现代”势不可挡的状况下，我们既要超越“非人”的传统道德文化，凸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理性，又要守护真正的文化之根;既要获得现代性的精神实质，又要避免现代性被工具理性化的悲剧，因此，中国现代性建构依旧任重而道远。(作者：张兰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