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