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品中婚姻常属爱情代名词，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字典中没有爱情的概念，婚姻常常是爱情的代名词,“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众多学说中获胜，以后成为中国长期的统治思想和行为规范，绝非偶然，它的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伦理政治学说完全适合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政治的需要，而血缘关系必须藉男女交合来实现，这就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男女关系所遵循的伦理的根本契机。”小说描写的婚姻多属不幸的，它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水浒传》中她们被描写成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是替天行道，维护道德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的“淫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相连的。做人使女，颇有几分姿色的潘金莲因“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爱”的武大，她不满意这样一个丈夫，心中苦闷，西门庆的出现，王婆的唆使，同时也是出于女子本身对美好爱情（在潘身上由于情感的不幸变化为一种性欲）的追求才祸起萧墙，酿成千古恨，可以说，潘的不幸直接根源于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却是“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他一没把阎婆惜平等看待，二没给她爱情，仅使她保持衣食无缺的生活，这种情感只能说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宋江没有娘子，可他并没有把阎婆惜娶作正妻，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作者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一名下层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致使她的行为偏激，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阎婆惜的不幸源于廉价的买卖。潘巧云和杨雄之间谈不上什么感情，杨雄爱的只是舞枪弄棒，不善嘘寒问暖，而且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潘巧云实际上是在守活寡，成了家庭的一件摆设。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可谓青梅竹马，较之杨雄，潘裴二人的感情成分较多一些，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几位女性该去通奸、杀夫、讹诈、堕落，她们的结局只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即使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她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被认为犯罪的。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红颜祸水”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历史记载上往往将亡国殒命归咎于女子，对女子尤其是漂亮女子进行种种非难。如殷商的灭亡不是纣王昏庸无道造成的，而是由妲己的美貌所致；东周的灭亡源自褒姒的嫣然一笑；中唐王朝的衰乱起因于杨贵妃……美丽的女子是败家亡国的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水浒传》在叙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看法，所以在作者的笔下，潘金莲们所受的惩罚要比男的严重得多。比如说，西门庆是被武松斗杀的，而潘金莲就被挖出心肝；潘巧云和裴如海私通，裴如海是被杀，而潘巧云却被肢解。作者没有给她们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将她们的死归于违背贞节操守无疑是受到封建礼教影响所造成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作者落后的妇女观。
（三）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性格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个人属性，所谓“内圣外王”是说男人应当看重道德修养与功名心，放弃个人欲求与发展。所谓“食色性也”是说饮食之欲、色欲是人的本性，尤其好色的本性不易改变，渔色无度之辈层出不穷。《论语》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儒家经典所阐述的鲜明观点之一就是压抑人的色欲，否则危害性极大。《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又说：“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圣人的职责就是治理人的七情，使之在正常范围内发展，尤其要贬抑“饮食男女”之大欲。《礼记·坊记》说：“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宣布“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系列论述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
生活在北宋末年的梁山好汉们只“好德”“重友”，他们绝大多数不娶、不近女色，即便是一些有家室的好汉，也不沉湎于男欢女爱。“好色”的梁山好汉屈指可数，王英是典型的好色之徒，他在第32回捉住去坟头化纸的刘高夫人“自抬到山后房中去了”，对此，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他的这一“嗜好”被梁山好汉嗤之以鼻，暗中耻笑。
《水浒传》好汉们不爱女色，究其原因，其一，如前文所言，“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影响。其二，儒家倡导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在中国古代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女色是斫伤生命的斧子，行欲会耗损男子的精元之气，而禁欲则会使人精力充沛。《水浒传》好汉大都崇尚超人的体力和高强的武艺，疏远女色被认为是保持这种体力的重要措施。《水浒》中提到某人喜爱习武，往往同时附上一句“不爱女色”之类的话。如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体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其三，就男女地位而言，儒家力倡男尊女卑，友与色往往被放在互相对立、排斥的地位，《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言论极具代表性：“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重色轻友”者会遭到人们的蔑视和贬斥。《水浒传》作者笔下的好汉们看重的是朋友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倘若陷于情爱之中，当然就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所以，在《水浒传》中崇尚这样的观念：英雄必过美人关，真正的英雄不会“好色”，否则就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相貌堂堂强壮士”的武松、燕青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对潘金莲极具诱惑力，任其挑逗、引诱，不为之所动，尽显“顶天立地啮齿带发男子汉”的风格。面对京城名妓李师师的言语撩拨，英俊聪明、百般伶俐的燕青心生一计，拜她为姐姐，抵住了美色的诱惑。而这些女人却用姿色和性命成就了英雄好汉。
有趣的是，西方国家文学作品中的好汉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好汉完全不同。在西方，那些行侠仗义的好汉一般被称为骑士。一个理想的骑士总有着缠绵的爱情，他们是女子的仰慕者和保护者，而不懂爱情、践踏女性的人则被称作恶棍。这种对骑士的看法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一个没有情人的骑士不配被称作骑士。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想成为一名骑士，却苦于没有情人。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想象中将他见到的一名村姑当做他的情人而大写情书。这当然是一种幽默，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导致作者笔下人物形象的差异。
通读《水浒传》，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显得阳刚之气有余而阴柔之美不足，水浒英雄们漠视女性、仇视女性，以其冰冷的理智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把英雄斗志与儿女情长截然分开。“内圣外王”的要求，使《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决“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他们恪守封建伦常，感情世界一片荒芜。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避开女性世界的描写，我们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的性格，英雄的生命色彩亦随之暗淡。
作者：周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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