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阳明的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注：王阳明利用书院实施教化的问题，将作专门讨论．） 等等。以下我们将结合王阳明有关书院的文本来探讨这些问题。
关于书院，王阳明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万松书院记》中，其称：“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在他看来，“国家建学之初意”，就是明人伦。但因为科举的影响，这种建学的本意贯彻不了。“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亦作勉）而复之”，“乃增修书院”，“揭以白鹿洞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期我以古圣贤之学”。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也就是说，书院是在官学“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的情况下，替代官学去讲明伦之学的。此即所谓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为什么要以书院去匡翼官学呢？王阳明用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逾格之赏以倡勇敢，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注：王守仁《万松书院记》，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2—54页．） 非常明显，在王阳明那里，书院和官学同属国家学政队伍中的两支部队，当官学受科举之累而迷失讲求明伦之学的前进目标时，他将其撤下，替换成书院，以便继续朝向讲求明伦的古圣贤之学的目标前进。以书院匡翼学校，就如部队换防。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王阳明认为国家设学校和地方建书院的本意相同，都是为了讲学明伦，官学不行了，可以用书院去“匡翼”。那么，何谓明伦之学，又该如何去讲求明伦之学呢？在《万松书院记》中，他作了如下论说：
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舜使契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圣愚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备，而假求之以外者也。是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葺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
既然“明伦之学”下而孩提之童亦无不能，上而圣人有所不能尽及其至，有如此多重性，那么，讲求明伦之学的书院具有高下之分，等级之别，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从王阳明为各级各类书院撰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端倪。《万松书院记》所讲的杭州万松书院，就是省级书院，它收浙江一省彦俊，而“思有以大成之”。《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256页．） 所记之书院为府级，如前所述，它聚绍兴府所属“八邑彦士”。《紫阳书院集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页．） 明确说，徽州府知府熊世芳鼎新紫阳，“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平山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89—890页．） 称， 杨温甫建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则可知其为家族乡村书院。《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第872—873页．） 乃言，书院为毛氏卜居“归老”之地，意在遂其“退处”之志。《东林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98—899页．） 则说，书院为宋儒杨时“讲学之所”。而王阳明自己在贵阳的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则是他发明并传播“知行合一”这一学说的地方。至于赣州城中他所建复的6所书院，就有义泉、正蒙等5所完全是社学性质，濂溪书院则为赣府一府十二州县士人肄业之所。晚年在南宁、梧州兴建的敷文书院，讲圣贤之学而救人心的成份就更大。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王阳明认定书院是有等级差异的，书院讲学也有层次区别，也就是说，书院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自成一系，与官学并行，共同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讲学明伦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