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典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追踪历史可以看到，经典形成虽然有一定外在社会、政治因素的偶合作用，内在却仍然仰赖诸多学者们（经典写作与编订者、注释者）的贡献。本文尝试以儒家经典为例，寻找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之中经典形成（Canonization）的一些共同特征。
早期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儒家经典（图片来源：http://ricci.bc.edu/knowledge/translation-confucian-classics-european-languages.html）
一般认为，儒家经典的源头始自孔子删订、编订六经。此后，孔门早期弟子如孟子、荀子等人加以恢弘发展，汉代开始更被确立为官方主流思想，再经由如郑玄、朱熹等经学家的权威解释，历经几千年，蔚为大观。本文试图论证：早自孔子对于诸多文本的删订与确定开始，儒家经典的形成就是一个选择性消费（consume）文本资源的结果。相对于物化的文本而言，人类主体（孔子，孟子、荀子乃至后来的郑玄、朱熹等）的选择性消费（consumption）才是决定经典形成的根本因素。下文将通过考察孔子、孔门早期弟子（孟子、荀子等）与汉代以后代表性儒家经典注释者（郑玄与朱熹）等例证，对此加以论证。
（一）六经初成
大凡提及孔子的教育，首先想到的就是《诗》、《书》、礼、乐。相传，孔子曾经删订《诗》、《书》。《论语》中有明文记载孔子以这两部典籍教育弟子。除此之外，孔门教育还十分重视礼乐教化。毕竟，礼、乐原是古代礼仪事件中相辅之事。而践行礼乐之际，又需以诗相配：三者原本一体，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中又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既然礼用来实践，那么至少在口头形式上也已经有了既定内容，然而才能有所“执”（此从汉代郑玄的解释）。以此类推，同样作为孔门教育内容的乐，无论是否有明确的文本形式，大致也一定有了既定的规范。
而后世所传另两本儒家经典《春秋》、《易》，相传则是孔子晚年教育弟子的补充资源。《论语》中记载，孔子五十而好《易》，《史记》更说孔子好“易”，甚至韦编三绝。这究竟是否属实，历史上或有争议。而上个世纪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文字，恰有可与之相印证处。那么，虽然孔子是否真作《易传》（十翼）的说法大可商榷，孔子晚年好《易》应当确然无误。再依据孟子以来的传统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编订《春秋》就成为其晚年的主要工作。因此，四（《诗》、《书》、礼、乐）加二（《春秋》、《易》）等于六，也就出现了儒家的“六经”之数。
所以，在孔子生时，虽然已经有了后代儒家六经的一定文本底本或规范，但是这些已有资源（即文本底本和规范）在经由孔子的消费、编订整理之后，意义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孔子的“述而不作”——根据自己的理念而甄选和编订已有文本的做法，不啻为孔子“创造”经典的表现。正是孔子对于已有文本与规范的消费，创造性的确定了“六经”。
中国记载音乐的方式之一：减字谱。
早期的“乐”究竟有没有文本？（图片来源：http://www.fraryguitar.com/history_pages/Elements08.htm）
（二）儒家经典的系统化发展
儒家六经的流传，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更向系统化阐释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湖北郭店战国竹简中，明确提出六经的具体名称及其各自性质：“《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引者注：原文缺失）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
不过，尽管六经已经建立系统，然而落实到具体儒家弟子们对于不同经典的理解、强调，甚至系统重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韩非子·显学》篇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或有其实。而之所以有如此分歧，其原因就在于前面所说，弟子们各自于经典的理解、强调与系统重组各有不同所导致。这里以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孟子、荀子二人为例，加以说明。
《诸子集成》（图片来源：弓街一号北美人文）
孟子从孔门之教，时常援引《诗》、《书》等经典权威内容申明道理。除此之外，更十分强调孔子的《春秋》。在《滕文公下》篇，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就继承了孟子这里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叙述。而在《离娄下》篇，孟子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里孟子更标志性地提出孔子作《春秋》之“义”，区别于《春秋》之文或史。后世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之说就权舆于此。然而，《易》却始终不见踪影。因此，六经在孟子消费之后，不过五经而已。
比孟子年代稍晚的荀子，同样重视五经。不同的是，荀子不再只是像孟子借五经文句的权威说明道理而已，更明确阐释了五经自洽的系统。荀子不止一次对于系统化五经的各自不同性质加以论述。举《儒效》篇为例：“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这里所说《春秋》之“微”，与孟子说的“义”实是一事；而《易》仍然付之阙如。但是，《荀子》确实有提及《易》的相关文句（见《大略》、《非相》等篇），只不过，并没有将其纳入五经体系之中而已。因此，不妨认为荀子与孟子同执五经之说；所不同者，荀子更进一步，具备更系统的五经体系学说。换言之，荀子虽与前人一样消费已有文本，不同之处则是，荀子在消费五经的同时，更为自己的消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即五经各司其职，而总归于圣人、百王之道。由此，建构起一个五经的整体系统。
稍加对比不难发现，荀子的五经体系与前文列举的郭店楚简六经系统相关论述并不相同：不仅五经、六经数目有别，相关经典的属性论述也不尽相同。这些系统差异甚至还将延伸至汉代儒生们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些早期儒家经典系统性论述差异的背后，却展示出战国之际儒家在既有经典之中消费文本的共同特征。
辜鸿铭翻译成英语的三部儒家经典（图片来源：亚马逊官网）
（三）后世儒家经典的扩充与系统重构
汉代开始，儒家正式取得官方主流思想地位，儒家经典随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文本。于是，《汉书·艺文志》将六艺略——六经之属放在诸多类别文献之首，成为千余年的定式。也正由此开始，六经早已不再是经典原文而已，更将经典的注解或解释文本系统也纳入其中。经典的再消费、注解的不断增衍，使得儒家经典的内容与数量也随之不断扩充。与此同时，原本作为经典解释的传、记类文本，也同样成为被消费的对象，陆续增加到经典数列之中。如《春秋经》扩展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类经典也增加了《礼记》；更往后，不仅《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成篇成为经典，《孟子》也从儒家的子部典籍升格为经典之列。宋、元以下遂有儒家“十三经”之说。而这些历史所表现出儒家经典的不断扩充，本质上仍是后代学者对更多文本进行消费、以及对已有经典文本进行系统重构的结果。这里以两位最为代表性儒家经典解释学者为例，加以说明。
一是东汉末年的学者郑玄。《后汉书》里说郑玄著作宏富，不仅遍注群经，更遍及当时与经书相辅的纬书及其他典籍等。然而，仔细说来，在六经之中，郑玄并无《春秋》的相关完整注解。而其他四部经典（一般认为，《乐》或无经，或为秦火所焚而不传）的注解，郑玄多从当时东汉之传承，多从古文系统文本加以解释。而说到郑玄注经的具体特征，则是以其礼学系统学说来注解其他儒家经典，即所谓“以礼注经”。具体来说就是以《周礼》为中心的三部礼学经典（《周礼》、《仪礼》、《小戴礼记》）文字和内容，来注解其他经典。郑玄之前，《周礼》已经有刘歆等注解阐释，甚至已经被列为礼学经典之首。但是，《周礼》究竟是否可以归属儒家经典之列，在当时不乏争议：东汉的另一经学大师何休就直其斥为“六国阴谋之书”。然而，经由郑玄对《周礼》的消费，注解之后，直接导致《周礼》再次备受关注，不仅成为郑玄之后的儒家礼学系统的核心所在，更是为后世所接受，成为整个儒家经典系统、甚至国家与社会礼典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根本性经典依据。除此之外，经郑玄消费而成为后世儒家经典文本的，还有《小戴礼记》。郑玄取相传西汉戴胜所作《小戴礼记》，为之注解，而对相传西汉戴德的《大戴礼记》文本则置之不顾。其中原委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周礼》与《小戴礼记》之所以能够最终确立为儒家经典，不得不承认与郑玄的理解与注解有着莫大关系。
《十三经注疏》（图片来源：弓街一号北美人文）
东汉郑玄之后，另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当推宋代大儒朱熹。在中国儒学、经学乃至思想史上，朱熹地位不同一般。当代学者钱穆甚至将其视为孔子以下的第二人。与汉、唐以来的经学注解不同，朱熹及其弟子们不仅注解、整理全部五经文字，更着重强调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有以四书取代五经之势。其实，在朱熹以前，《孟子》已由儒家子部典籍升格为经典，而且《大学》、《中庸》也已经从《礼记》中独立成篇，为儒家所重视与注解。然而，经过朱子及朱门弟子整理、注解之后，儒家经典一变成为“四书——五经”系统，而四书最终形成了经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儒学也最终成为孔孟之学。
《朱子集注》
郑玄和朱熹被视为传统经学史、儒家经典注解史上的两座高峰。虽然仔细深究起来，郑玄和朱熹二人关于经典的解释有着诸多不同特点；但是，二人依据各人所理解的经学系统，选择性消费，注解、重组与强调不同的经典内容，却是其相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他们消费、注释与强调的内容，最终都成为后世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改变了后世所接受的儒家经典系统结构。
结论
以上，通过儒家经典形成的历史回顾，考察了在这一过程中，诸多历史人物对于经典文本的选择性消费与重组经典系统的一些共同面相。结论认为，相对于物化的文本，活泼泼的人的选择行为，才是最终确立经典的产生与发展的要素。这一考察的启示在于，经典并非天然地、绝对地存在于某些特定文本之中，而是人的思想与消费行为的产物。而注解经典的工作，同样也是注释者为自我思想代言的结果；注释者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性消费、强调与重组经典文本乃至经典思想系统。这一结论当然瓦解了某一特定历史经典的内在神圣性：只要有注释者的参与与贡献，不断消费与创造，任何时代的作品都不妨可能成其为后世的经典。经典偶像的倒塌也许令某些人无所适从。不过，与其崇拜那些外化的神圣，毋宁让我们崇尚人类内在的自由思考与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吧。或许，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本质所在。
*原标题：五分钟让你读懂国学经典的产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弓街一号北美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