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中学3000名学生在本校操场为疯狂英语集体下跪的照片，的确让人怵目惊心。这样的事不是发生在荒陋的乡村，而是发生在传播现代知识和现代文明的城市里的中学，更让人不可思议。那样一个大场面的集体下跪，显然是一种组织形态。且不说疯狂英语作为组织者它的动机如何，校方坐视这种不该发生的情况却未加制止，岂止失察，更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在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让学生下跪。因为在非自觉的意义上，下跪显然是对人身权利的侵犯。
跪拜是传统皇权社会中的一种等级仪式，它经常发生在君王与臣子、教主与信众以及父与子、师与徒的对应关系中。这种关系在以宗法为特征的皇权社会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跪拜恰恰是以仪礼的方式表征乃至强化这种不平等。受拜者面南而坐(或立)，叩拜者膝手着地，头亦着地。这样一幅构图，是一方享受尊严，另一方则人格屈尊。人一旦跪下来便是一个动物的形状，从这个形状到人的站立，人类的进化足足花去了千百万年的时间。可是，跪却让人重新四肢着地。作为一种动作语言，它的文化语义很明显，就是在刻画尊卑和塑造不平等。
走出皇权社会的现代文明因其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应该是没有跪拜这一说的；但，事实上跪拜作为一种现象至少在民间依然绵延未绝。借用胡适曾经借用过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是前朝社会尚未汰尽的历史“遗形物”。比如中华民国初年，皇帝没有了，总统登基依然要去祭天祀孔。这登基和祭祀本身，即所谓历史之遗形。遗形物的存在保留着那种汰去文化的遗传密码，它常常借助某种程仪渗入人的意识并规范人的行为，如果这种程仪是通过诱导或强制而不断出现的话。因此，一个知识人的文化自觉，应该使他更自觉地抵制和摒弃这种糟粕性的历史遗形。当然，一个人、一个团体也可以凭借自身的某种优势，包括知识优势，利用这种程仪来达到极为私欲的目的，这不妨碍它冠以各种堂皇的名头。我不知道也不方便推测疯狂英语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但，至少我还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
并非全盘否定下跪在今天所可能包含的正面意义，那只能是特例，不能随便援引。比如20世纪70年代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的亡灵前下跪，那是谢罪。1997年特蕾莎修女辞世，印度为其举行国葬。当她的灵柩被抬起时，在场的所有人，从国家总理到平民都自觉跪了下去，因为在这样一个一生为穷人做事的“圣女”面前，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可是，别人不敢，疯狂英语却敢，假借“感恩”的名头，让3000学子下跪。明明自己站得比学生高，还辩称这是“普通的、伟大的、珍贵的一跪”，这简直是对公众的忽悠。至于跪为感恩，亦不值一驳。且不说师生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感恩关系，即使感恩是必要的，亦不必以跪拜形求。以上两跪无不出于自觉，但这3000学子不可能全体自觉，其中被裹胁者亦当不少。对那些不愿下跪的学生而言，是疯狂英语让他们蒙受身心的屈辱。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下跪对疯狂英语是常事，不仅看过它的纪录片的人指陈其中有跪倒一大片的镜头，它的创办人也直言不讳：“下跪的照片是真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并进一步夸口，“过几天我还要去成都讲课，我相信我可以让成都最好的中学的全体学生下跪。”看来，下跪原本就是疯狂英语办学中的一种策划、一种需要炮制的效果。它在有意识地做，不幸还真的让它做到了。教到哪里便让学生跪到哪里，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教育图景。现代教育，除了知识的传教，理应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人的形态是站着的，但，疯狂英语不是教学生如何站好，而是教他们如何跪下。这和现代教育中的属“人”教育何其背道。人类现代文明最早是从英语文化中形成的，可是疯狂英语一边传授英语，一边夹带落后的中世纪的文化遗形。从它刻意营造大型的跪拜场面来看，我担心，它莫非是想做教主，莫非是想复活过去世纪中的那种教主与信徒之关系？
作者：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