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期 逛文艺书屋看新浪潮电影
我在香港的生活地图中，形态各异的书店是重要站点。上学的时候最常去的，算得上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一座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
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很多街头的小书店，因为租金高昂，租不起底层的商铺，所以通常都开在高层单位里面。但是我自己对于书店比较注意，可能要到念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大概是在某份报纸上看到，就摸到了文艺书屋。感觉不算早也不算晚，踏进了对的地方。那里都是盗版台湾的书，这太重要了，因为当时的台湾才是中国文化最有创意的地方，很多好作家都在台北。在文艺书屋里，我看到林语堂、梁实秋的作品，张爱玲的东西也在重印，还有白先勇、李敖、柏杨、余光中、殷海光这些不一样的书。台湾的书是最有意思的，我认为如果当时不是在很短的一年时间里，我频繁造访文艺书屋，可能在我的知识结构里会丢掉很大一块。那样的话，我会比较像正常的香港年轻人。
和我同龄的这一代，所谓“正常”的香港年轻人，崇尚西洋文化，也在学校里学传统的中国文化，背唐诗宋词，因为要考试的。可是这种教育没有现代，历史书讲到清末就没有了，不再讲下去，我们不知道现代都发生了什么。台湾这个窗口就显得很重要，打开了我对现当代中国的眼界。台湾文化的趣味，是民国的趣味，如果没有这一块，我们都会从传统中国直接跳到西洋去。
那时候也不光依赖文艺书屋，我还自己找东西来看。从《中国学生周报》上面知道，电影很重要，而且不应当只看市面上的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也很重要。当时香港的电影院已经非常多，而且香港有影会，就是电影爱好者们业余组成的俱乐部，最重要的一个是“第一影视”。影会这种形式最早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发起的，专门放电影院里不放的片子，租用会所的场地，也对观众收门票。所有当时最重要的艺术片，几乎都可以同步在“第一影视”看到，那是在60年代初，在电影方面我们已经和欧洲同步了。大家觉得特别时尚，去影会看电影显得比较有文化，所以自认是文艺青年的都要去看艺术片。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法国文化中心，专放法国电影，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新浪潮作品。现在北京也有了法国文化中心，不过都是放DVD了，很方便，不像当年胶片时代，要申请拿拷贝才能放电影，所以需要一个组织去做这些事。
年轻时的读书和观影经历培养了我的兴趣。那时候大家认为最好的工作是做医生，然后是政府公务员，再后面是进企业做事。律师还不像现在这样吃香，香港大学在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理解。结果香港经济在70年代突然转型，金融资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师、会计师。可当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要去做什么，就去念了新闻学位，想拖延时间，另外也觉得做新闻好像什么领域都能看到，应该有趣。
在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念完新闻，我进了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做了9个月记者，所有报道都做遍。有时候去法庭，有时候去火灾现场，有时候去政府。每天很早起来，听我们老总的指令，把中文报纸的重要新闻翻译成英文，然后去采访，非常累。9个月够了，什么都学到了，我开始想办自己的杂志，于是有了《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