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搁就是33年。直到《小团圆》将宋以朗送上了风口浪尖。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在宋淇夫妇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他1949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来香港，1978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生活工作。1992年，张爱玲写好遗嘱寄给宋家，同年，宋淇大病，再也不能像1976年那样写出长长的回信与张爱玲讨论出版问题，随后的通信都由妻子宋邝文美执笔。在宋以朗看来，母亲不像父亲一样做张爱玲的军师，又因为此时通信双方都已是七旬老人，健康原因使双方也没有太多闲情逸致来谈论文学。宋淇夫妇没有销毁手稿，张爱玲此后也再没问及。
张爱玲去世后，十四箱遗物运抵香港宋家。1975年年底，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社长平鑫涛和儿子来香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将《小团圆》的手稿交给平鑫涛，“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对平先生有什么交代。也许，那时他们决定什么也不要做，毕竟张爱玲刚刚离世。”回到台湾后，平鑫涛将《小团圆》手稿放进保险箱中保管。“在此之前，平先生也没看到过《小团圆》。”宋以朗说。
2003年，宋以朗返回香港照顾中风的母亲，“母亲从没和我谈过关于《小团圆》的事情，我认为母亲不想有任何冲突。一方面，如果她决定销毁小说，人们会批评她，另一方面，如果她决定出版，人们也会批评她。她两者都不喜欢，所以她决定不做任何决定。”在他看来，《小团圆》并不“神秘”，只不过是几个老人对出版有心无力，所以才拖了三十年。
2007年底，宋邝文美去世，宋以朗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认为，当年父亲压下书稿，建议张爱玲改写书稿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书的文学价值，而是在当时的政局下，出版《小团圆》对张爱玲在台湾写作事业的影响。如果说宋淇做出的决定着眼于张爱玲的“未来”的话，当胡兰成、张爱玲都已过世，当台湾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宋以朗决定出版《小团圆》，他更多考虑的是张爱玲的“过去”。
2008年宋以朗第一次见到父亲转交给平鑫涛的《小团圆》手稿复印本，在他眼前的是一页页右上角编好页码，由张爱玲一笔一画誊写的手稿，整整628页。而这原本就是1976年，张爱玲写好交给宋淇并准备出版的原稿，而这一笔一画誊写的书稿，怎么看也不像是写来就是要销毁的。
宋以朗只能从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判断。他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父母与张爱玲长达40年的通信，在累计达40万字的600多封信中找出30封论及《小团圆》的内容。他为《小团圆》写下了7000字的前言解释自己决定出版《小团圆》背后的考虑。
他早已想到小说出版后的风波。“我当然知道，如果我销毁小说，人们批评我，我出版小说，人们也会批评我。所以，为什么要去想人们会怎么批评我呢？难道应该把一切都交给我的后人去解决吗？我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比我还不够资格。”
在宋以朗看来，如果要“遵从张爱玲愿望”的话，父亲当年没有收到张爱玲稿件后直接出版，就已经是不“遵从”了。当他可以选择“不做不错”的心态避免人们质疑时，宋以朗仍然坚信，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才是辜负了张爱玲以及父母的嘱托。
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张爱玲在与宋氏夫妇的通信中提到，18万字的《小团圆》“是采用那篇奇长的《易经》的一小部分”。《易经》(The Book of Change)是她在1960年代写作的自传体英文小说。宋以朗表示，张爱玲并没有把这本英文著作翻译回中文，但这本书很可能在2010年出版。用英文写作的讲述张学良的《少帅传》(The Young Marshall)，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尚没有出版计划。此外，宋邝文美曾经记下的与张爱玲聊天时说的话，由宋以朗集结而成的《张爱玲语录》以及宋氏夫妇与张爱玲的通信集也都尚未决定何时出版。
《易经》多出的内容不知又会引起怎样的议题、掀起怎样的风波。也许只有到2010年，张迷才能最后揭晓那个“最后、也最神秘的著作。”
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文·韩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