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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转折)
他们闯过了雷区,踏出一条道来,我就来了
80年代是中国文学极重要的年代,没有那个作家不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当时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他们以新的思维、新的写法登上文坛,我是极其兴奋,不管这种作品成熟与否,但从此一切改变。有人反对,那是他们也想变但一时变不过来,就又退回去以保存自己利益而反对。
记者:《满月儿》的得奖,让你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被文学界认可,《商州初录》的诞生,让你成为一个有自己风格的独特的作家,而1987年出版的《浮躁》可以说使你声名大躁。那时著名评论家阎纲说你是“关中才子”,老作家汪曾祺说,“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作家里的奇才。他已经超出了‘作家’这两个字的局限”。
贾平凹:《浮躁》我写了好长时间,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当时我说,我再也不可能还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写实的方法对我来说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还有了那么一种束缚。我是有意识在这一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心态浮躁想当文学家的鬼欲望,而冲和、宽缓。可以说,我在战胜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战胜了自我。
记者:当时有两股潮流,一是先锋文学,一是延续传统的写作,而你在这两股潮流之外。你怎么看待当时同代人的写作,你又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
贾平凹:《浮躁》之后,我虽然仍在写商州的内容,但像《浮躁》这种写法就结束了。当时,先锋文学出现了,势头很猛。我也热切关注着这种思潮,但我没有选择那种写法,又觉得一些先锋文学作品太刻意模仿西方文学,我不愿意在那方面努力。我的想法是:文学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在作品境界上,也即对于人的思考上、文学功能认识上、价值取向上,要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但形式上、根源上、趣味上一定得是中国的、民族的。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这股思潮对你当时的写作和思想有什么影响?
贾平凹:80年代是中国文学极重要的年代,当时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他们以新的思维、新的写法登上文坛,我是极其兴奋,我那时还比较年轻,对于文学革命是热烈地鼓呼,虽未从事先锋写作,但努力在观察和思考。我曾经说过,对于最革命的,让他们在前边走吧,他们闯过了雷区,踏出一条道来,我就来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在作品的境界上尽量地学习西方现代的东西,在形式上尽量地吸收民族的东西。我记得在我初学写作时,我读了许多关于美学的书,尤其是一本中国戏剧美学的书和宗白华的书,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读老庄的书多,喜欢琢磨中药呀、中国画呀、中国建筑呀、戏曲呀等等方面的东西,那或许就是所谓的中国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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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都》之争与其他)
它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
回顾几十年,我倒很感谢这种争议呢,如果都在说你爱听的话,那温水煮了青蛙,我就写不下去了、死了,各种声音刺激我,逼着我去写,以写新的证明自己,整个过程下来,作品就多了。
记者:《废都》是你第一部城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离开自己得心应手的农村题材?
贾平凹:原因有很多,一是那时我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超过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再者,农村生活不便于翻译,写农村生活必然离不开风俗民情文化背景之类,这些翻译起来很难,常常要加很多注解,且外国读者看来很难理解。城市生活中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世界相通的,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领域,我想再折腾折腾。
那时我已是40岁的人,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了。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夙命吗?我那时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得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要写出一部东西来,赶紧写,赶紧写。
记者:写完的那一刻,您是什么心情?
贾平凹:对我来说,多事的1992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坐在书桌前注视着那40万字的书稿,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
记者:写《废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可能的风险?现在评论界早已认同《废都》的文学价值,你自己怎么看这部小说在你创作中的位置?
贾平凹:写的时候没有想到风险。我写作一直不管外界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或许是不受政治的、读者的、市场的影响,但也可能遭到不测,《废都》就是个例子。我把此书列为我作品中的重要一部。它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比起畅销书作家,我更希望成为长销书作家,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于外界的评价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记者:这部小说据说现在有盗版2000万册,您拿了多少版税呢?
贾平凹:发表和出版小说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稿费只给了我4万元。记者:你曾说,“《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你觉得主要有哪些影响?
贾平凹:1993年《废都》出版后,巨大的荣誉和羞辱使我走向了平和,日子寂寞、孤独,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我在西北大学的两居室里,一边养病一边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它受到批判,使我处于边缘,什么好事都没有我的了,还有生活上的……有些事我这里不方便说。
记者:《废都》后来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它在国外出版时,引起了什么反响和评价?
贾平凹:还记得,1997年10月20(或21)日,原本还暖和的天,突然气温下降。电话铃响起来,法国的安博兰女士在巴黎的那头通知我:《废都》的法译本已经出版,给我寄出了数册,此书一上市,立即得到法国文学界、读书界极为强烈的反响,评价甚高,有人称与中国的《红楼梦》一样有味道,有人惊讶当代中国还有这样的作家,称之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并说此书已入围当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外国文学奖,出版该书的斯托克出版社委托她邀请我去巴黎参加11月3日的揭晓及颁奖大会,问我能不能来?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慌乱地在电话里说:有人那样评价我,这太过分了,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中国优秀作家多的是,那样评价我消受不起。
安博兰的消息令我意外而兴奋,我最后告诉安博兰:让我再考虑考虑,明日晚上再联系。我心里有个小算盘,想,入围只是入围,真的去了,揭晓会上揭晓的不是《废都》,那我去的意义就不大。
记者:《废都》最终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得知获奖消息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贾平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成法国。一天晚上,我在《美文》编辑部玩麻将,北京的吕华来电话说:“刚刚得到消息,《废都》获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大奖!我向你祝贺!”我朝空打了一拳,说:好!返身再去玩牌,已视钱如粪土。痛快玩到肚饥,几人去水晶宫饭店吃夜宵,当然是我请客。经过一段惊喜和忙乱后,又恢复以往的平静了,治我的病、治孩子的病,写我的文章,活我另一番的人生。
记者:五十知天命,现在,对待这些争议,你是已经完全超然物外,还是也会默默关注?
贾平凹: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又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再就是批《废都》。我是受赞的少,受毁的多。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几乎是在毁誉中成长的。现在是经得多了,不那么在乎了,因为自己能感觉自己到底怎么样。争议的文章我都会看看,值得我汲取的我会汲取,总结了再干。回顾几十年,我倒很感谢这种争议呢,如果都在说你爱听的话,那温水煮了青蛙,我就写不下去了,死了,各种声音刺激我,逼着我去写,以写新的来证明自己,整个过程下来,作品就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