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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深夜,中国作家网上刊出了一条消息,贾平凹的《秦腔》以全票摘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桂冠。
第二天,报纸、电视、网络上已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而11年前的1997年,贾平凹的《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奖时,报纸不是不报,就是极其简单地刊发一条消息,甚至不提《废都》的名字,只说贾平凹“某部作品”获奖。
中国的写作语境和社会一起变化,甚至变得更快。而贾平凹呢?从1973年第一篇文章变成铅印文字,他的写作生涯已经走过35年。小说和散文,是他的两翼。但他又是收藏家、书法家、画家,还研究周易,通命理星象,这些构成覆盖其身的羽片。
怯懦与不安分,木讷与灵动,多病与顽强,名士与农民,是他的多面。现在,在56岁的知天命之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如今,他在想什么?
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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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初期)
我感觉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
在1980年左右,我的《厦屋婆悼文》、《沙地》、《好了歌》一批作品都是反思社会的,别人都不那样写,我却开始了与我之前并不一样的写作。这就如春天来了,所有草木都要生叶开花,草木的生叶开花又是不一样的,时间开得不一样,颜色、气味也都不一样。
记者:你觉得你真正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过以前编过雷锋的《一双袜子》的文章,这类早期的文学记忆还有哪些?
贾平凹:我产生写文章的兴趣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学土壤很薄,陕西省还没有一家文学刊物,图书馆也不开放中外那些文学名著。写作可能是人类的一种生命兴趣吧,我那时偏就喜欢写作。这如在院子里倒了一堆土,虽然这堆土不久就得铲出去,而土里有散落的草籽或粮食种子,下了雨又晒了太阳,它就长出草和麦子包谷的苗子来。
那时兴革命故事,我写的东西变成铅印的是一篇《一双袜子》,是一篇革命故事,是和大学同学兼乡党冯有源合作写的,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这篇故事发表后,接连发表了许多,到大学毕业时大概有25篇吧。这都不是文学创作,算作是一种爱好文学的练习,所写的内容已经记不起了,记起的是那时的热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在我后来的写作中从没有,却就在文学练习的那时候有。
记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你的大学同学冯有源在他的《平凹的佛手》里说到,您写作最初,也有“走麦城”发不了的时候,1976年到1977年之间,你发疯似地写作,但总是寄出又被退回。那段岁月,你对写作产生过动摇吗?
贾平凹:写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强烈,只是想能发表,那时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报刊社退回来。但是,对写作没有产生过动摇。因为我读一些别人发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满意它们的写法,我感觉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
记者:孙见喜曾经写过,你“把那127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贾平凹: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我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扩,又纵深掘进……我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
后来,社里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当时真不想去,思想刚刚理出头绪,许多构思已经成熟,我急需的是赶紧写、赶紧写,担心到了乡下不可能有条件写构思好了的小说,而搞社史又是很乏人的,调查呀,座谈呀……但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上。
记者: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创作的初期阶段,你的写作与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类的文学潮流是什么关系?
贾平凹:等到大学毕业后,《延河》文学杂志才恢复,社会上开始有了伤痕文学之说。对于整个文坛动向,我当然是留意的,但我的写作好像并没有顺着潮流走。这种现象似乎在我以后几十年写作中都存在,就是写我想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种写作也导致了我在某一阶段写作并不受注意的结果。当时,我的想法是,别人所写的那些东西我没经历过,我写不了,而且我实在不大喜欢那样的结构和文字。
那时我读的最多的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三十年代那些作品,我欣赏这些作品。当社会上盛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我写的都是我在乡下生活过的东西,等到我真正体悟了一些问题,开始写类似的反思内容作品时,那股潮流已经过去了。在1980年左右,我的《厦屋悼文》、《沙地》、《好了歌》一批作品都是反思社会的,别人都不那样写,我却开始了与我之前并不一样的写作。这就如春天来了,所有草木都要生叶开花,草木的生叶开花又是不一样的,时间开得不一样,颜色、气味也都不一样。
记者:就是《沙地》、《好了歌》这些作品,在1982年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评论家认为你的政治性不强。
贾平凹:那是1982年,西安“笔耕”文学评论组召开了我的小说创作研讨会,我也去了。大家批评的,是说这些作品伤感、虚无,认为我没有以前那种清新明快了。
记者:那应该是你第一次遭遇比较大的批评,此后你回到家乡商州,走遍商州。后来,你因为1982年出版的《商州初录》,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滥觞者。回到家乡,是你在着意寻找自己的“根”?这种“根”又是什么?
贾平凹:写了那批反思社会的小说,很快觉得没什么写的了,因为那些小说内容还不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写起来不是那么得意。我检讨自己是文学上的流寇,应该有一块写作的根据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乡,一个县一个镇的走了一遍,幼时的记忆重现,又所见所闻,觉得写写故乡的人和事,非常得心应手,就写起来,这便是《商州初录》。《商州初录》出来后,反响很好,自己就又几次去商州,记得当时去了以后找当地的一些朋友,毫无目标地走村串镇,饥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感受,非常地快乐。当然,不曾料想到,这一两年的生活使自己染上了病,此后十五年病才好,又经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寻找写作的根据地是我当时游历商州的目的,《商州初录》及“再录”、“又录”,和后边的一系列关于商州的小说、散文是这次改变写作方向的结果,而后来的“寻根文学”由一家刊物提出后,把我列入其中了。另外,在我的《商州初录》之前,我发表了我那时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即《“卧虎”说》,那篇文章也被别人看作是寻根思潮中的重要宣言之一。
记者:回顾几十年的文学风潮,都是先有了创作,后被一些刊物总结后提出一个名称,再有意组织,就形成了风潮。对于这种一阵阵的文学风潮,你怎么看待?
贾平凹:最初写时,是没有想风潮这些问题的,当被评论家说到,肓从和模仿的就多了,以致越往后,这类作品就越失去原创性,流于故意写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或徒有形式而内容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