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教授文章谈《论语心得》，宽容“硬伤”，批评“软伤”，言语间或褒或贬，或者不置褒贬，我眼拙，也看不出来，却由是想到“硬伤”、“软伤”对经典普及的影响，想到传播经典的模式。这是一个由于丹引发的问题，却比于丹更重要。
从自发的国学“热”，到学者们提出国学复兴，声势造得如山壮，口号喊得震天响，现状却是群众国学素质整体下降。所以我对前贤尊崇有加，于国学复兴却不感兴趣，因为扬弃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几十年前就明确了，问题只在如何扬如何弃，以及传播是否也有个模式。
走不出象牙塔的学问不能满足普及经典的需要，这已经毫无疑问，但象牙塔里的功底决不可少。而具体到《论语心得》的评价，我则不能同意陈先生“有积极作用就要宽容”的说法，因为这话极模糊，非中庸，却有点乡愿。
与陈先生相反，我认为“软伤”可以宽容，因为“软伤”是见仁见智问题，只有当与不当，无所谓“伤”与“不伤”，硬伤却是要尽量避免的。比如要使《论语》走进千家万户，就要保证走进千家万户的是《论语》而不是别的东西，如果硬伤累累，就难称名符其实。这是动机与效果的矛盾。看待这个矛盾，以我浅见，仍是那样一种说法：于丹成功了，孔子失败了。传播经典，《论语心得》也不是理想模式。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外，还有一个“我注师”，因为“师”在经、我之间充当了媒介。这样一来，锦上添花也好，佛头著粪也罢，总之经典越来越丰富多采。我诌过两句歪诗，谓：师注六经我注师，至今不肯破樊篱。欲明大道其中义，直须设身夫子时。破樊篱，不肯也好，不能也罢，学界囿于庭教师传的例子比比皆是。古往今来经学大家屈指可数，当今之世，象于丹教授这样能别开生面的高人也属凤毛麟角，所以多数学人下的还是“我注师”的功夫，结果就可能是放大老师，使真理更真理、谬误更谬误。
在我看来，学习经典，取其可用者可也；要登坛说法，做人老师传道弘业，除了“我”与六经互证的方法，除了复制和补注庭教师传，真正的工夫，还要用在深处，求注于六经之前，直入于夫子之座。这样虽然艰难，但恐怕惟此才能有温故知新的效果，不至于新瓶旧酒，实无所得。
我的一个朋友做经典普及工作很用心。从注入手，加之译、评，做许多深入细致的考证，希望能给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正确的帮助。这是很值得认同的。然而另一面，有些名家解读经典，注、译的功夫都不过关，名曰与时俱进，实际上变了味。言辩而伪，似是而非，若以之对比经典不符，倒如同是古人犯了错误、经典发了馊霉。但示以不知底细的受众，却象是色纯味正。这样的粗浮华饰，实在不能苟同。
对于丹教授持肯定态度的人，视之为国学复兴的启蒙者，而《论语心得》被看作国学传播史上的里程碑。于是，正确认识于丹和她的读本的意义，从《论语心得》发掘国学传播的经验教训，就不象支持或批评于丹那样简单了。
这里有两方面的案例。其一如陈卫平教授所说，传统学者没能使国学走出象牙塔，有精深学问而无群众基础；二是于丹教授的实验，按说是深入人心了，却因为伤痕累累，被指责传播的并非经典。两方面案例，都不成功。
从学术而论，尽量避免硬伤，宽容见仁见智，《论语心得》经验教训的价值，其实正与陈卫平教授所言相反。而考究于丹教授的实验，立志复兴国学的学人至少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其一，传播国学，一定要采用能够走进群众的形式；其二，我注六经，尽量避免硬伤，否则传播的将不是经典。至于六经注我，只要能善用“举例子”的方法，倒是可以做相应的拓展。
于丹的2007，并不能当成国学复兴的胜利。至少，众多学者的质疑已经表明，《论语心得》不是普及经典的理想模式。错误的模式还有。两个极端，一者如祭孔、汉服，表面文章做得光鲜，寄望形式能够产生内容；一者颠覆经典，把古人逗个不亦乐乎；都懒得去做返本还原的扎实工作，发掘不出经典真正的美，也揭露不出经典糟粕的恶，于去芜存精并无建树。但是说回来，正确的模式，其实极简单，就是象牙塔里的精深学问，加以于丹教授的传媒方法。
前辈名师以外，国内不乏精研国学的大家，倘有二三子的学问能借力于丹教授的方法得以发挥，经典普及工作本是大有可为的，可惜才出了一个李零，马上就遭遇漫天砖头瓦片。学人们的打打杀杀，已经超出国学范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