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建议跟以前不同，现在建议把9月28日定为“尊师日”，这个尊师日不是说大家放假，不是要中小学生在这个日子给老师送花、送礼请吃饭之类的。我的这个尊师，师不是一个职业的观念，师是一个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知识、理性生活做出极大贡献，做出极大塑造作用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感激的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好几个。尊师日那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重，如果过世的话，要怀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有的时候一帮学生合起来，对师敬重就是拜访他、请教他。也可以组织讨论会、诵经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尊师应该重道。这个道不是狗道、不是猫道，应该是人道。这个人道，因为“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地道应该配合起来。这个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现在除了什么感恩节、情人节外，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成一个哲学日。哲学日是在世界各个地方举行的，举行的时候，甚至总统都要参加，想利用那天突出哲学的重要。尊师日，就想利用那一天突出老师的重要。
《社会观察》：其实在中国，除了教师节外，有这样一个尊师日也非常好，这包括仪式性的一些东西，也包括里面的内容和意义。
杜维明：我就是这样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师日，当然还有教师节。假如教师节改成为尊师日，当然很好。假如尊师日影响超过教师节，也很好。如果尊师日和教师节平行，也很好。当然希望将来能够合而为一。我们以前努力的就是要把教师节改成9月28日，9月28日是尊师日，如果尊师日做好了，自然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教师节，不是名义上的教师节。
从这方面看，在那一天，当然我们敬重我们自己的老师、师友，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民间讲学的，突出道德修养的，把一般社会上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的人——孔子。政治要为人民创造生存或者是富裕的社会，而且要变成有教养，自己的人格要不断发展的环境。这个人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师达到最高的水平，是这样人格的折射，这种价值的回应，我觉得有很大的价值。
中国老传统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当然君王现在是国或者说社会。这里面的师和天地父母、国家社会放在一起，是有深刻意义的。孔子讲到“五伦”，其中就有师生之伦，不仅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师友。孔子跟弟子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用荀子的话说，如果不学就没有资格做老师。老师对学生的回应，按照学生的需要，像中医一般，这其中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互相学习，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像忘年交。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人所匮乏的，现代人太过分地注重知识和技能，对于人生的智慧或者人的全面发展注意不够。
尊师重道的那一天，不仅是对孔子，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知识积累中间，也要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日子就是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精神，安顿生命
《社会观察》：一方面，要回到过去，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许多养料或者智慧、启示；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形式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古代和今天的对话问题，回归传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
杜维明：古今、东西之争，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可能没有深厚传统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受传统塑造的。以前有个观念，传统会阻碍现代性，要把传统去除掉。现在发现，传统塑造现代性。特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化和地方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进行。越全球化，就越觉得是属于欧盟还是属于东亚的；越全球化，越觉得是属于日本的，属于中国的，全球化成了区域化地方化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把一些地方知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所以一定要扎根，在你自己的文化上，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又不是封闭的，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有很深厚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是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同时也包括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不仅是中国人。像韩国是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但如果对韩国的基督教做细部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儒家的因素。
现在韩国很多教徒到美国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的方式，跟美国传统的个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不同。他们常常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儒家的世界里，有几个特色，一是比较宽容，在这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并存。以前我们讲中国的儒释道，儒是儒教，此外还包括伊斯兰和祆教。以前去过贵州的一个古镇，古镇有一个道观，道观的前边就是一个佛寺，再往前就有一个书院，前边还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种不同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很重要的。这个跟一神教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是有很大不同的。
另外，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习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真正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就不是一般所谓的保守的。像康有为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新的，从现在来看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有对话的基础，在运作的时候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的对话，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中国地区的文明对话，譬如说汉人跟其他的民族，跟藏人、维吾尔族人的对话。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这样一来就形成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对话，中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越南，以及在更宽广的世界里对话。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应该与周边、东亚乃至亚洲，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对话，再到与伊斯兰世界、非洲、拉美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可以使得中国和西方对话集聚的资源比较深厚。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说和当今社会可以融合的问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泛滥成灾，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一切都市场化。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甚至包括道教，都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安顿生命。有位佛教徒说，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心灵的纯净问题。
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恕是对他人，忠是中心，恕是如心，下面是心。佛家讲慈悲，下边是心，道家讲感应，下边也是心。以前儒家的“仁爱”的仁字，叫做“下人尔不从人二”，讲的是社会关系。我一直对这个有点不满，我认为“仁”应该是代表着内在的道德性。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仁”的写法为上面是“身”，下边是“心”。
毫无疑问，“仁爱”表达的是身心的问题，个人的修正、个人的发展问题。是身心统一、协调、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不是特别关注心学的问题，关于心灵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不是说传统文化的精神跟现代社会怎样融合，或者说传统精神对接现代社会发生怎样的冲突问题，而是以现代性来对传统各种不同要求、批判继承过来，传承精华。所谓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价值，和现代市场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连诚信的底线都不能维持，它能够做一些怎样的批判认识而且能提供怎样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