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晚，北京保利2012秋季拍卖会古代书画夜场在亚洲大酒店开槌，八大山人《书画合册》以350万落槌。
八大山人(1626-1705) 书画合册
册页(八开) 水墨绢本
尺寸：24×17 cm.×8 约0.2平尺(每幅)
此册是八大山人的书画合册，水墨绢本，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八幅对开，即四幅山水、四幅书法。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宗法董其昌，但变董画中明洁幽雅的格调为枯索冷寂，在荒寂境界中透露出简朴雄健之气，笔墨简练，以少胜多，此外还兼取黄公望、倪瓒笔意，艺术上达到“笔简形骸”的境界。
在此册中的四幅水墨山水中，主要画有荒山枯树、古寺茅屋，俨然笼罩着一片万籁寂静、荒凉萧疏的意境，在虚实相间中用生拙随意的笔触涵盖了脱俗的意趣与韵味。其圆润的笔墨深受董其昌的影响，而在山石的组合中还可以窥见倪瓒的影子。在观看其画作时，能感受到八大山人强烈的个人特色，用法古人的法则为自己的艺术表现服务。画中的山、石、树以及房屋、茅舍等用笔草草、随手写出，而干湿结合、浓淡有序大的用墨，使画面呈现出疏密、虚实、高低错落的意境，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八大山人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是其绘画艺术的一大特征。而八大的书法，初学董其昌后学黄庭坚，到晚年再变其法。删繁存简、
抛虚留实。他以画法对其字法进行变形处理，再以中锋篆笔使转腾挪，所作书法如枯藤绕岩、老树开花，一派高穆气息，脱去尘俗。其书法给人一股冷峻又不可企及的高士气派，与其绘画一同传达出他内心的孤寂与亡国的伤痛。
此合册中有“朱耷”、“何园”的钤印，并有其自题“八大山人写”的款识。八大在六十岁时开始使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在书写时常常连缀仿佛是“哭之”、“笑之”，而此用意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苦闷。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方宇教授考证，认为落有“写”字者，乃为八大山人六十到七十岁时的作品。八
大山人的书画艺术是晚成的，到炉火纯青是在六十岁以后八十岁之前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此幅书画合册正好是作于其艺术高峰期的阶段。
八大山人特别喜欢荷花，在其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荷花的绘画。他的画作中很多都是用“何园”落款。他认为“何”通“荷”，荷花的清新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能够给他力量，因此用“何园”表达对荷花那种清静世界的向往。但是作为一个前朝宗室移民，他实际上是要追寻“何处是家园”这样一个问题：清静的河塘、孤寂的远山、曲径通幽的屋宇抑或一座安宁的僧院?高洁的荷花本来就是佛家的象征，曾为僧人的八大山人懂得荷花的真谛，这种思想一直都流露在他的绘画作品中。
八大山人的这本册页中还有“昭通萧氏榴花馆藏印”、“古滇萧寿民藏”两枚收藏印，系萧寿民的收藏印。
萧寿民，名瑞生，字寿民，云南望族，民国大员，曾经代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龙云驻南京，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打交道。他一生收藏颇丰，庋藏书画名迹较多。“昭通萧氏”源于江西客家之书香门第世家，传今八世，代代不乏名人显贵。“榴花馆”是其书斋名。因此，此册在清末民国时为萧寿民收藏，并收录于其《中国古画集》。
后此册流传到日本，并于1975 年刊载于由东京堂出版社出版的赤井清美编的《八大山人书画集》中，几经辗转之后流回国内，在三十年间被十几本书籍著录出版。
八大的山水画在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八大山人的花鸟除去怪诞奇绝的造型和简括凝练的笔墨意味外，花鸟画自身的暗喻也有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他的山水画形式自身的魅力却有着更为独立而纯粹的审美价值。作为董其昌艺术的继承者，八大的山水画能集中的表现他对绘画与自然的区分，使他
在艺术上的虚拟性、抽象性、平面性与表现性，八大山人无疑是最有影响、最具个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