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不同是我比他们有钱。我说的有钱，
是指百姓认为我有钱。其实我特穷，老没钱，喜欢上收藏立刻就没钱了。
记者：这种不同会给您带来什么？
马：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到攻击。你知道于丹受攻击最主要的潜在因素是什么？说起来都是些醋不拉叽的事儿。于丹一本书收入上千万，中国有几个作家能做到？但这又不能摆在明面上说，于是只好找她的毛病。要是她讲完了，什么事没有，发多少书，也一分钱不给她，肯定没有那么多人攻击她，说不定还会幸灾乐祸：看，白忙活一场。
记者：易中天、于丹都被人挑过刺，您上讲坛前心里有压力吗？
马：没有。但是指学术上，在讲述方法上，我是有压力的。因为我没像样的讲过课。我说话很随意，而且有时带点脏字觉得解气。但在百家讲坛不可能，还得扎上领带。面对镜头我不会紧张，主要是一看表就紧张。有时讲得特高兴，但一看表，怎么才走了10分钟。或者还没讲完，时间就快到了。
最难的是有教无类。原来我讲课，不管是在大学还是中学，我知道底下的人是干吗的，文化的对应程度、理解度，我可以调整自己。但百家讲坛的观众什么人都有，有街道的家庭妇女，有从大学跑来拿笔记准备记的，有对收藏有很深理解的，有收藏知识为零的，我一上台，就有一种感觉，我需要把零分的人和98分的人，包在一块往100分里拽。这是巨大的难度，而且是讲知识时才会出现的难题，讲故事没有。
“文学”
“文革”耽误了马未都的学业。但是,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他，却在20多岁时因文成名。上世纪70年代末，他讲述青年人情爱的小说《今夜月儿明》被《中国青年报》副刊以整版篇幅发出。这篇小说改变了马未都的命运，小说发表两个多月后，他就被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为当时该社最年轻的编辑。后来，他以“瘦马”为笔名，发表了不少小说、报告文学，并且曾和王朔、刘震云等一起，组建海马影视工作室，创作出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影视作品。
然而，1995年，“因为觉得文学恶心”，他开始专心搞收藏。从此走上了和王朔、冯小刚们完全不同的道路。记者：文学改变了您的命运，为什么后来却弃文从事收藏？
马：文学确实帮了我很大忙。我之所以现在能有很好的表述，跟我酷爱文学有很大关系。调进出版社后，我以为我一辈子就为文学奉献了，结果10年后我就跑了。因为觉得文学恶心。
我第一次对文学产生厌恶，是在一次文学评奖上，我发现有的作家给评委送礼，也就是送瓶酒、送条烟，但那时的我特别正直，对这些事情特别厌恶，这是我最初离开的动因。
我们现在对文物和过去对文学一样，都看得过高。我渐渐发现，文学是可以打滑头的，绕不过去可以拐弯。但文物不是，绕不过去。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喜欢文物后就有了比较，当你抽上雪茄烟的时候，对香烟就没兴趣，香烟太淡。当你喜欢喝白酒，再喝啤酒就不解气。文物比文学厚得多，尤其比当下的文学。
记者：您觉得当代文学这么不好，那么以后会不会重新回到写作的行列？
马：小说短期不会写，我要高兴的话晚年也许会写。小说是两头的事情，年轻人有憧憬，年老人有回忆，所以看小说。中年人特现实，不会去看小说。因为生活中的残酷，已经远远高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