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中国学）是西学的一部分，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它与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汉学的材料都是中国的；异，则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国学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的，汉学则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国内许多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和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对其“异”的部分大加批评。
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翻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因此，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
作者：张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