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因指孔子为丧家狗而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的北大教授李零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一次，有论者质疑他关于孔子身高“和穆铁柱、姚明的个子差不多”的研究结果“有何意义”。(10月27日《现代快报》、10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公众的心情可以理解。毕竟，李先生供职于一个以公共财政设立的学术机构，纳税人当然有权关心他这样的研究者是否恪守本职。但是这种关心如果太过分、太具体的话，恐怕就未必是好事了。
学术研究与其他工作不同，其价值和意义往往并非一目了然。在一个分工合理的社会里，学术研究需要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空间，学者应有权自主决定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社会应当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的确可能为少数滥竽充数的人所利用，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真正用心的学者也难以进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当前我国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追求功利化、实用性。相当多的研究课题，要看能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或者社会效益，如果不能，所需经费往往很难落实。如此一来，一些原本就很难有实用价值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其研究者为获得经费资助，也不得不申请一些看起来很有“用”的课题，结果只能是制造学术垃圾，于学术自身无益，于学术风气有污。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与李白在《侠客行》中发出的这一诘问相反，学术的发展偏偏就是需要有一部分人白首书阁，从事一些当时看来似乎完全无用的研究。
《庄子》里记载：“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只有知道了无用的价值才可以再来谈有用的价值。大地非常广大，人对它的使用只有一个立足的面积，其他的面积看来似乎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如果把立足处外的其他地方都挖成深坑，人还能动弹吗？原来立足之地还有用吗？)”这则寓言深刻地揭示了有用性与无用性的辩证关系：“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对学术的有用性，尤其需要我们辩证对待。在连年与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等国际顶尖学术奖项失之交臂后，国人已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未能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学术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造成了学术研究上普遍的急功近利。但要真正把这一共识落实于学术体制改革和学术文化氛围的塑造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陈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