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一天为写古城保护的政策建议熬到了凌晨4时许，但他依然早早守在了约定的咖啡馆，反倒是记者晚到了。“没事，我不急。”他笑着安慰。
正是眼前这位脾性温厚的“80后”书生，在两次南京老城保卫战的“枪林弹雨”中冲在了最前线。2010年底颁布实施的《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在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中，他和其他学者联名提出的建议，有40处被采纳进了最后的条例中。
生于1981年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1999年从金陵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现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因在老城保护中的贡献，他获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2010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评语中这样写道：一支笔，是他的武器；一份坚持，凝聚着他的毅力。曾经的高考状元，如今用行动保护城市灵魂，用努力传播文保理念，用执着维护城市的古朴。
他，就是姚远。
“人微言轻，但做了，才问心无愧”
从2002年开始，姚远就开始关注南京老城区——他眼里的“南京之魂”。
南京老城区在2006年和2009年曾两度被视作“危旧房区”予以拆除，因此也催生了两次“南京老城保卫战”。
“600多年来，秦淮老街没有毁于清军入关、太平天国等历次内战，也没有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难道却要彻底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吗？”姚远在2006年8月的第一封呼吁书中如此陈情。
当年的拆迁涉及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5片历史街区，这些姚远眼中“老南京仅存的最后一点种子”，据说只是为了给一批房地产项目“让路”。
姚远心急如焚。
姚远：有人建议我写信呼吁。尽管人微言轻，但做了，才问心无愧。我就从人大、政协的网站上查代表、委员，找专家、学者，找了300人，一个一个地写信。信发出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的电话，80多岁的谢老表示坚决支持，让我备受鼓舞。
这300封信犹如巨石入水，掀起了保卫战的第一股狂澜。随后，16名专家联名紧急呼吁。2006年10月，中央有关领导批示责成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还要求加快制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但旧城改造的推土机，依然我行我素，将一面面古墙碾在轮下。
姚远：没能整体保住这些历史街区，近50万平方米的历史街区只残存了几个孤立的文物点。第一次保卫战并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
2009年初，因为建设高档住宅区的需要，鲜红的“拆”字再次刷上老城区的墙头。4月下旬，在梁白泉等一批南京知名学者的声援下，姚远再次撰写了一篇呼吁信。随后，经过专家联署的呼吁信再次受到中央的重视，南京市政府宣布要按照“整体保护、有机更新、政府主导、慎用市场”的16字方针保护古城，拆迁这才全面停止。
姚远：第二次的保卫行动可以说是很成功。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为第二次行动的胜利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去年，南京市也颁布了地方性的保护条例。
姚远给梁白泉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南京博物院的老院长一提起他，就兴致盎然：“他生长在莫愁湖边，那自古以来就是仁爱积淀的地方。”在梁老看来，姚远对于南京的理解，对于南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把握，在当地中青年中“无人能及”。所以，“姚远才站到了南京古城保护的最前端”。
“不要支离破碎地理解古城保护”
古城保护，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姚远认为，南京市曾有很好的城市建设理念：“保老城、建新城”，“老城做减法、新城做加法”。但是，现有的财政机制让土地成为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了商业开发，有人不惜把地表上的一切古建筑拆掉，把地下的丰富文物遗址挖掉。”
他不讳言，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理念也十分陈旧。
姚远：我听到不少区县领导说过，拆掉历史街区是“合法”而不“合理”。所谓的“合法”是指这些区块没有被划为保护区，建筑没有被列入文保单位，可以拆。其实，这种理解有误，人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要支离破碎地理解古城保护。
在姚远看来，古城决不能按照经济压倒一切的逻辑来运作。政绩观或者考核机制的偏差如果不修正，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办法最终还是会回到“拆”字。
姚远：拆迁往往将百姓腾空，建成高级会所、购物中心或者酒店。经济发展了，但传统文化解体了，民俗风情消失了。城市徒有艳丽的壳，却没有值得铭记的魂。
随着调研与思考的深入，当《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上网公开征求意见时，姚远联合一些专家学者，积极起草，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他和其他4位专家联名提交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意见”，他个人提交了“关于举行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立法听证会的建议”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南京名城保护立法的建议”等等。当正式条例公布实施时，他高兴地看到，他们当时提出的修改意见中，大约有40条被采纳了。
姚远：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的原则被明确；老城改造条款被删除，改为老城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对象更加符合实际。
“关键要有人能够站出来”
4年间，两次保卫战，现在的姚远，尽管学的是国际关系，但对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已经如数家珍。除了故乡南京，近年来，他越来越关注求学所在地的北京，参与过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宣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
2010年4月30日，听到钟鼓楼地区将开发“时间文化城”项目，他立即奔走呼吁。在各方努力下，去年12月3日，国家文物局对“钟鼓楼·北京时间博物馆”批复，钟鼓楼时间文化城项目正式宣告终止。
谈及这些事的感受，他说了两个词：参与和法治。
姚远：关键要有人能够站出来。第一个人站出来，就会有第二个人跟上，专家和媒体也会介入，事情就能在公开博弈中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我国目前民间的文保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公民参与将成为构建良性社会机制的重要力量。
在姚远看来，政府的很多失误是因为政策制定的封闭性，推土机开到门口时才告知公众。公民参与，就要求行政更加透明、公开。
另一大感受，就是斗争成果一定要通过政策或者法律法规的形式巩固下来。尽管只是一纸文书，但只要有人去触动，它就能“站起来”，变成一套强有力的程序，约束政府行为。
古城保护的难题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老城区成为争夺的对象，拆迁的重锤同样四处挥舞。但如今，不动产税或者物业税的设置让西方政府摆脱了土地财政的钳制。
姚远：政府用收取不动产税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为社区修地铁、建公园，让不动产保值增值。楼盘升值后，政府再征税，再提供新的公共服务，形成良性的循环。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政府会主动去营造更好的人居环境来提升区域价值，文物保护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遗憾的是，国内没有这套机制，路灯、绿化，方方面面的钱都来自土地财政。
姚远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让大家安居乐业，修好自己的家，是取代以往腾迁手段的好办法。
姚远：国外有很多重视挖掘传统街区文化价值的成功经验。比如，在日本，当地自治会、商会发展传统工业，建立社区博物馆，将民俗风情通过人的活动展现出来。社区的魅力，是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人物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
临近毕业，姚远也奔波在求职路上。曾经有媒体说他为保古城弃学术清谈，他“辟谣”道：“既需要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也需要扎根现实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