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盏聚光灯下跑开，隐匿得不知去向，然后出现在另一盏聚光灯下。20多年来收收放放取取舍舍，不太安分的马未都总能闯荡出一些名堂。
先是1981年在《中国青年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小说《今夜月儿圆》，两个月后，他从工厂调入《青年文学》编辑部，从此，文学界多了一个笔名“瘦马”的青年才俊；数年后，他却主动离开吃香的岗位，“瘦马”销声匿迹；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热播，马未都作为编剧之一再次进入公众视线，之后趁热打铁，又推出了《海马歌舞厅》；此时，影视风生水起，观众有理由相信马未都将继续带来新作，而他却第二次玩起了“失踪”；直到1996年末新中国首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成立，大家才发现马未都竟然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2004年，博物馆搬迁至北京东五环外的大山子，更名“观复博物馆”，开风气之先首次引入了博物馆董事会制度；去年年初，马未都又来到央视《百家讲坛》说收藏，他一语惊人，将“床前明月光”中的“床”解释成“胡床”，也就是“马扎”，类似的新解引来褒贬不一的声音，而他本人也像于丹、易中天一样，在褒贬声中成为带有时尚色彩的学术新星，他的铁杆粉丝们自称“永远的马扎”。
他感叹拥有这样一份人生履历，“我觉得我特别幸运”。今天，他的故事正以每天滚动很多次的频率被央视短片“30年百姓记忆”讲述着。其中，关于他和文物的缘分，在短片里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长，却贯穿着他的生命，在沉沉浮浮的时代变迁和林林总总的人生选择中没有放弃，而是化作依恋和归宿。
“观复”二字，引自老子《道德经》中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为“万物同时在生长，我看着你们轮回”。马未都将博物馆定名“观复”，即包含对文物一遍遍观看的喜爱之情，更有一种跳脱物化生命的若有所悟。他希望来他博物馆的每一位客人，都能与馆内藏品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从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觅得一份宁静。
马未都很享受这样的宁静：子夜时分，喧嚣尽散，青灯暖茶，书籍相伴。自2008年1月9日在新浪开博客以来，他雷打不动每天写一篇，坚持至今已有350余篇。这些博客文章大都是千字以内的小品文，谈天说地，评古论今，文风轻松，却又能巧妙地表达哲思。
当然，你还可以从博客中看到主人的行踪。他几乎很少呆在北京，而是常在异地，或讲课或签售图书或参加拍卖会，步履匆匆。“宁静”于他而言，并非生活常态，更像是一种追求，是刻意挤出时间为自己营造的气氛。
从博客里，我知道他数天来辗转杭州、厦门、日本。他从日本飞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12月15日，我应主人之邀，走进了“观复博物馆”。
午后的阳光穿过落地长窗，投射在他的脸上。53岁的他头发灰白，小眼睛在阳光中眯缝着，这正好是用于回忆的最温暖的神态。我听着他和文物之间的缘分，听出了欣慰，听出了抱负，但没有听出得意。
这时候，“观复博物馆”里数千件文物正静静地陈列着，是一种铅华洗尽之后的沉淀。而马未都对文物那种深沉的亲近，应该也是经过沉淀的吧。
收藏文化的大众化
古语道：盛世藏古董。尽管盛世的标准不一，但不外乎国泰民安、文化繁盛、百姓生活相对富足。历史上的盛世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当然也包括诸如北宋宋徽宗时期这类“小盛世”，有《清明上河图》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画像为证。
收藏热大体形成于盛世。目前流行的“从古到今共有五次收藏高峰”的说法就是由马未都总结的：第一次在北宋，最明显的标志是《宣和画谱》、《金石录》等专业书籍集中问世；第二次在晚明时期，史书记载嘉靖万历年间皇帝不朝，政治黑暗，其实当时的社会还有另一侧面，那就是经济富足，文化繁荣，《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相继发行；第三次在康乾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段盛世，长达100年；第四次在晚清到民国初年，这和前面几次不同，主要是外需加大，内需缩小，西方人开始了大肆掠夺；第五次的形成以1993年“嘉德”成立为标志，一直延续至今，收藏者之众、规模之大、领域之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收藏高峰。
据中国国际收藏协会统计，国内艺术品拍卖成交额从1993年的数千万元拉升至2007年的219亿元，全国的古玩市场达到60余个，收藏者人数增至7000万。过去只有富贾权贵才能玩得起的文物收藏，逐渐成为大众的共同爱好。其热效应甚至辐射到文物以外的领域，比如服饰的复古、偶像歌手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歌的传唱。
对“大众收藏”之说，马未都持保留看法。他最近刚去深圳讲了一堂关于文物的课，来听课的，只有5%的人从事收藏，其余的只是对收藏背后强大的文化感兴趣。严格地说，“大众收藏”指的是收藏文化的大众化，而并不是收藏投资的大众化，绝大部分人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他是买不起重要文物的，换句话说，他对投资不感兴趣。
而收藏文化则并不会严格受到经济实力的禁锢。历史上，收藏文化之所以只被士大夫阶层独享，一是因为收藏的私密性，二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不平等，普通老百姓没有受教育权，他们和精英文化是绝缘的。如今，科教的普及以及商业社会中信息传递的便利，使农村的一个老太太也知道古旧物品值钱。各种收藏知识和市场行情扑面而来，“扫盲”的同时，也极大刺激了欲望，以至一些人把投资收藏看作是暴富的有效捷径，而赝品恰恰迎合了贪婪、投机的心理，大行其道。目前，“观复博物馆”每周设有一个面向社会的鉴定日，老百姓捧着“宝贝们”前来，却得到了马未都残酷的裁定，十件里面都不见得有一件真品。
对于近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艺术品拍卖频频流拍的现象，马未都不认为这是“收藏热”消退的信号，相反，支撑收藏市场的收藏心理需要冷静才会更加成熟，进而推动收藏市场健康发展。马未都将文物分为两类：“在途”和“在库”。所谓“在库”至少是一代人不卖，类似存入库房；“在途”是指一直在流转途中。西方收藏界，“在库”的占90%，“在途”的占10%；中国收藏界，“在库”的只有1%，“在途”的却高达99%，从中折射出了文物收藏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这容易使市场出现“蛤蟆效应”，有人跳水的时候，大家跟着一起跳下去。
人们对收藏态度不一，有的为乐趣，有的为投资，有的为炫耀。马未都在《百家讲坛》举例时，尽量只说文物不提金钱，“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从金钱转移到文化上，钱带来的快乐往往只是一瞬间，文化却能怡情悦性，带来长久的满足。”比如，他讲到中国人生活中最常见的“椅”和“凳”的由来和区别：“椅”带有靠背，现在说的“倚靠”，就是从“椅靠”演变而来；“凳”的本意是“蹬”，最早并不是用来坐而是用来踩，比如上马凳，后来才演化为临时的坐具——凳。正因为是临时坐具，凳的等级就比椅的等级低，当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一定要让客人坐椅子，而不是坐凳子，这里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礼仪文化与伦理秩序。
仅仅凭借《百家讲坛》这一平台就想把大家从关注金钱变为关注文化，这显然不太现实。但马未都相信，只要进入收藏领域，总会潜移默化受到文化的熏陶。他拿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的小商小贩来举例子：“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朝代，我都说不清楚，可他上来就跟我说‘天显、天赞’，我问这是什么年号啊，他就说在辽代。也许一开始，了解这些知识只是他赖以生存的技艺，他的快乐是由钱带来的；但当你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他知道‘天显、天赞’表示吃惊的时候，他的愉悦就全来了。”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最终一定是殊途同归，归于文化。”在马未都看来，文物本身既是文化的表现，同时也是引领你走入文化境界的一扇门。
文物收藏的合法化
人们曾经仇视好看的文物，咬牙切齿砸东西；如今，文物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人们隔着玻璃睹其芳容。
有人曾拿乾隆朝的瓶子换取一台电冰箱或者几把折叠椅；如今，这样的瓶子可能比一幢别墅还值钱。
这是一段酸楚的戏剧性经历。在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中，在“文革”对“四旧”的扫荡之下，携带着古老文明烙印的文物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物的命运才悄然发生转变，先是经历了15年的地下交易，1993年，文物收藏被合法化并随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盛世让文物找回了原来的尊严。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收藏领域的马未都，用“十年一代”来形容自己30余年的收藏生涯：“七十年代是破坏的一代，八十年代是淡漠的一代，九十年代是关注的一代，到了二十一世纪则是蜂拥而起的时代了。”
马未都说自己“可丁可卯”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文革”结束时，他刚走上工作岗位，有兴趣又有经济能力，文物长时间所处的低谷期，让他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收罗到好东西。这是一个前人后人都没有赶上的机会，经历十年浩劫的“前”人因为前车之鉴不敢收藏，“后”人当时没有经济能力，等到有钱了，文物价格已经涨得很高，只好望而却步。
今天，当人们对马未都的“发家史”颇感好奇时，他在2008年3月23日写的博客文章也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是一介草民，无师承、无家传，平地抠饼，旱地拔葱。我不比别人强，尤其不比前人强，宋元明清至民国，所有收藏大家令我辈高山仰止，望而生畏。收藏这样耗钱财、耗精力、耗知识的雅事，本与草民无关；可谁知几十年对文物的漠视，对文化的敌视，让我在夹缝中得以落脚，而恰恰这夹缝中尚有一点点泥土，又让我生根。我只能说，我是极为幸运的幸运儿，没有可比性。几千年来都值钱的物件，在我刚刚有支付能力时突然不值钱了，并展现在我眼前……”
上世纪80年代初，马未都每天都要在上班之前逛逛菜市场或者爬爬山，玉渊潭公园门口的菜市场、前门菜市场、后海的小山包、潘家园的小土山……满北京跑。他的目的不是买菜或者锻炼身体，而是盯上了古董。那时候的文物买卖是非法的，文物贩子只好混迹在菜市场里面，或者把摊儿摆在山上，早晨8点城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