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时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
社会组织仍然缺席
2003年SARS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SARS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之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然而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志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爱心最忌讳的是被强制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